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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温州港贸易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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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年11月05日 来源:温州宣传网

  摘 要: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有许多优良的港口和海湾。温州港是一个千年之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唐代以来便和日本产生了贸易往来,南宋和元时都曾于此设立市舶司,开始对外开放,海上贸易兴起。明清时受“海禁政策”影响,温州港闭关,直到1876年签订《烟台条约》温州再次被迫开放。开放后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港逐渐发展为一个现代化港口。1984年温州港被列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一港三城”的城市规划,给温州港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关键词:温州;港口;贸易

  一、温州港地理概况

  温州古称瓯越或东瓯,清乾隆《温州府志》载:(温州)“南控闽峤,北接台明,西为括苍”,“瓯郡数县,倚山滨海,为浙东控,接八闽要地,列城相望,襟江带溪,形势雄壮”。温州港以瓯江水系和沿岸近3.1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为经济腹地,在拥有丰富出口货源的同时,也肩负着浙南地区(包括台州和丽水)和闽北地区作为对外贸易港和交通枢纽港的重担。

  温州港处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离最北的营口港(1042海里)和最南的三亚港(986海里)的距离几乎相等,而且距北面的上海港(320海里)、宁波港(219海里)和南面的厦门(393海里)、福州(236海里)的距离也适中。并且靠近日韩、东南亚等国,有利于温州港利用广阔的经济腹地和良好的海上交通条件发展中转贸易。因此自古以来温州港作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重要港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近代之前的温州港及其贸易状况

  (一)先秦-北宋时期

  夏商时期,温州(瓯越)就居住着百越的一支——瓯越人。瓯越人创造了灿烂的瓯越文明。原始瓯越人居住在沿江一带的小山坪上,“鬋发文身”,以渔猎为生,食海蛤、蝉蛇等物。 可以看出这时期的瓯越人住在海边,过着海上生活。

  周朝和春秋时期,中原文明开始向南拓展,居住在浙江的吴越和瓯越先民们被逐渐纳入政权的控制范围。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就有“周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于越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沿海一代,可见当时百越先民们掌握了较高的造船技术,这给温州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战国时期,东瓯(温州)出现了原始的港口。

  秦朝末年,越人勾践后裔驺摇参加抗秦战争,辅佐汉高祖打败项羽,有功获封“东海王”,都东瓯。海上交通取得一定发展,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而后因越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东瓯国生产和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港口也开始萧条和衰败。经过了200年,社会经济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始设永宁县。

  三国时,永宁县属孙吴管辖。孙吴造船业和航海事业非常发达,有四处较大规模的造船地——

  

我国远古到战国时期的海上交通图

  (此图引自: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11页)

  永宁县(现为温州永嘉)、横屿船屯(现为温州平苍一带)、温麻船屯(福建连江)和番禺县(广东广州)。其中温州地区占了两处,可见温州港当时地位的重要性。造船地的设立更加促进了东瓯(温州)地区海上交通的发展和港口的建设。

  两晋时期,南方局势相对稳定,吸引了大量的北方流民,温州港城初具规模。到南北朝时由于远离中原战火,温州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制瓷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缥瓷”享誉海内外,温州也被世人称为“实东南之沃野,一郡之巨会”。

  

唐代和印度洋以西的海上交通线图

  (此图引自: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44页)

  唐朝高宗元年析处州置温州,其纺织业、盐业、酿酒业和以“西山窑”为代表的陶瓷业、以蠲纸为代表的造纸业等发展都十分迅速。特别是造船业的兴盛为温州港口的贸易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唐代时,温州港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了。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温州和日本开始有船舶往来。如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中国商人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现五岛列岛)造船,利用季风首先开辟了日本到温州的新航线。当时出口的主要货物是经卷、佛像、佛画、书籍和药品等,从日本主要进口砂金、水银、锡等金属以及棉、绢等。同时温州和周边的明州(宁波)、福州等港口都已经有海上贸易往来。

  五代时期温州属于吴越国,温州是吴越国的重要港口之一,设有博易物,主要出口瓷器、茶叶、蠲纸以及漆器等,当时因为浙江和福建诸侯割据,温州港同南方和海外的联系基本中断,主要是同北方的登州和莱州等滨海城市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

  北宋时期,中国南方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身处于东南沿海的温州港在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温州的水稻、茶叶、以及柑橘得到大规模的栽培和种植,蠲纸和漆器的手工工艺越发精良,温州的盐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然最为著名的要数龙泉青瓷,经过不断的发展龙泉青瓷极具典雅、端庄、古朴、青淳之特色,深受海内外民众的喜爱。青瓷也成为了温州港一项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未在温州设立市舶司,但是温州港的通过明州港和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往来逐渐活跃。

  (二)南宋-元时期

  南宋时期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由于北宋朝廷灭亡,中原的官员、商贾和普通民众纷纷南迁温州,给温州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和资金。北方民众的南迁为温州港口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书舍人程俱就说到“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温州设立市舶司,实行对外开放,为温州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条件。时人杨蟠就曾作诗称赞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外国商船频繁往来于温州港,除了日本之外,温州与高丽、南洋等国也都有着密切的贸易交往。温州出口的漆器、丝织品、蠲纸等受到海内外的民众的喜爱。当时出口的货物最重要的莫属龙泉青瓷了。南宋朝廷为了解决铜钱和金银等贵金属外流的问题,曾下令以瓷器等代替贵金属和钱币交换外邦货物。龙泉瓷器对当时南宋政府和温州港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与此同时,温州港还同明州和泉州来往密切。

  元朝初年,温州瓷器、漆器依然驰名海外。在海外市场的拉动下,沿瓯江上游沿岸各色瓷器的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地。至元十三年(公元1293年)温州市舶司被撤销并入庆元港,温州港停止对外开放。虽然温州港官方对外开放宣告结束,但由于温州良好的通行条件,还是吸引了不少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活动。如日僧无文、元造、元通等来到中国就是搭乘着商船来到温州。又如元朝使团于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二月二十日从温州载着龙泉窑瓷器出发到真腊(柬埔寨)。在1976年在韩国新安郡附近打捞上岸的沉船残骸,据考证是从庆元港到日本博多港的商船。新安沉船出土遗物中含12000多片青瓷,其中又以龙泉青瓷为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么多的青瓷应该是由温州港经海道到庆元港再统一转运外销的。

  (三)明清时期(1877年前)

  明朝由于政府采取“海禁”政策,加上倭寇犯边,严重扰乱和破坏了沿海地区人民正常的经济活动,也使得海外贸易受到严重的挫折。另外在明朝时期,只规定宁波、广州和泉州设立市舶司,始终未能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等官方性质的贸易机构,温州港开始走向衰落。

  清朝前期,由于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力量的存在,清政府宣布实施“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居民和商人私自出海援助和联系郑成功,但是收效甚微。继而清政府采取“迁海”令,成功阻断了大陆人民和郑氏家族的联系,也阻断了温州和海外的贸易联系。随着郑克塽降清,台湾归附清朝。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诏开海禁,允许浙江等沿海地方的民众装500石以下的船只进行海上贸易和捕鱼,制订了征税则例,进行征税。次年,在宁波设立浙海关,下设15处关口,温州地区有温州、瑞安和平阳三处。温州海关的再次设立给正处于停顿中的温州港带来了复苏的信号。

  设立海关以后的温州港,国内外海上交通贸易往来逐步繁荣,特别是和上海、宁波、福建等地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一方面温州及其经济腹地的诸如木材、木炭、柑橘、茶叶、纸伞、药材、海产品之类的物资都通过温州港输送到全国各地,而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如红糖、干果、木耳、药材等货都运到温州港。

  清朝初期除国内贸易外,也有一些温州商船驶往日本和东南亚等地,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如《明清史料》载:王旺口口: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人,住苏州,买药材往温州。正月到瑞安上船,正月尽到长崎。卖银二百两。船主王自成,卖出银每百两,抽分二十两。至五月初十日到沙理,仍就本船回到白溪上岸。小的有磨香料六十三灿、水獭拾子皮共二包,如今要到杭州卖。是实。

  又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东洋记》记载:日本方面“与中国通贸易者,惟长崎一港。”又说“长崎与普陀东西相对,对马岛坐向登州,萨㟃马(即萨摩藩)坐向温(州)台(州)”。

  由此可见,清朝初年,温州和日本的贸易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当时日本把来自中国温州、宁波等港口城市,开往日本的船只称为“唐船”或者“口船” 。关于当时贸易货物,温州等地运往日本的主要产品是白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和笔墨等,前期从日本运回的主要是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后来由于铜等贵重金属产量减少,改为海参、鲍鱼、鱼翅等海产品作贸易品。

  虽然温州港有船驶向日本进行贸易活动,但是由于日本正值江户时期(公元1603年-1867年),德川政权为了维护政权的统治稳定,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日本的商船从未驶向温州港进行过贸易活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港口。从此以后包括温州港在内的沿海各个港口都实施了“闭关政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之前这段时期内,温州港始终都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

  三、近代以来的温州港及其贸易状况

  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发动了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作为条约的内容之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地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1840年-1876年

  温州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天然良港,很自然温州港也成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的目标之一。1843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国政府派军舰对温州港的水道进行了测量,掌握了温州港的航道的一些数据。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外国殖民者不得不在温州港进行走私活动。从1859年(咸丰九年)到1862年(同治元年),有许多外国商船勾结宁波和福建的商人从事走私活动,运来白糖,运走明矾和茶叶等。

  由于走私活动规模不大且很不安全,所以西方殖民者迫切希望将温州开辟为通商口岸。到1877年(光绪三年)为止共有四次较大规模的要求开辟温州港的活动。

  1854年(咸丰四年),英、美两国提出“修约”,开放温州港等诉求,未能得逞。 1861年(咸丰十一年),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开放温州港为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政府亦未予同意。

  1869年(同治八年),《中英新修条约》以及《中英新修条约善后章程》签订,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由于该条约触及部分英国商人的利益,而未被英国政府批准。

  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英国政府以在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要求增开温州、芜湖等四处为通商口岸,《烟台条约》签订,温州最终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二)1877年-1919年

  温州港1877年(光绪三年)开港通商伊始,就受到外国的极大重视。 《烟台条约》被批准以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立即安排委派英方的税务司好博逊(H.E.Hobson)来温州筹备设立温州海关的事宜,1877年3月2日好博逊乘坐海关的巡逻艇来到温州。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对温州港的航道进行了半个月的测量,最终把港口定在朔门。4月1日温州海关设立,温州港正式开始对外开放。好博逊担任温州海关的首任税务司。

  温州港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轮船逐渐代替了帆船。并且相继开通了温沪线、甬温线和温州到椒江的定期近距离客运航线,也开通了北至营口,南到福建广东沿海港口城市的航线。甚至开通了至香港台湾和国外的客运航线。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新加坡英式的帆船特克里号(Tekli)开辟了温州经香港到新加坡的航线。次年,有三艘夹板船从现在的马来西亚的槟城抵达温州港。

  除了新客运航线开辟之外,最重要还是开港之后的温州港商品流通的加快和温州港贸易额的增加。见下表:

  

1877年-1919年温州港进出口货值表(部分)

  此表系笔者根据《1877年-1919年瓯海关贸易册》编制

  据表可以分析:温州港的进出口总额从1877年刚刚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时期的263526海关两到1919年的4062117海关两,将近翻了16倍。进口的洋货、土货以及出口的土货的货值分别比1878年的多出9倍、近41倍和近69倍。出口的土货相较于进口的洋货高了将近8倍,反映了温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逐步瓦解,慢慢的开始纳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另外,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温州港进口的洋货和土货总值都远远大于出口土货价值,直接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温州的商品倾销行径。

  温州港这一时期内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通过上海以及其他港口进行的转口贸易。主要的直接贸易伙伴是日本、日占时期的台湾以及香港等东亚国家或地区,也包括南洋的新加坡、苏门答腊和槟城等地。另外关于进口的外贸货物,主要有白糖、煤油、棉布、棉纱、火柴、金属、玻璃、鸦片等,出口的货物有明矾、烟叶、柑橘、纸伞、木炭、茶叶等。

  (三)1920年-1936年

  进入20世纪20年代,温州地区以及临近地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替代了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温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纸伞由于技术得到改进,成功的打开了国际市场。皮革制造业在传统的工艺上得到了新的发展,皮箱的出口量也在不断增加。 1923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日本的轮船直接来温州港运送鲜蛋、菜子、桐油、木炭等物资,温州港的出口贸易量大幅度增加。温州地区商品经济活跃和日本地震事件,带动了这时期温州港贸易的繁荣。

  见下表:

  1920年-1930年间温州港进出口货值表

  单位:海关两

  此表系笔者根据《1920年-1930年瓯海关贸易册》制作

  从图可以看出从1920年到1930年的十年间,温州港无论是总的进出口货值还是其他各个部分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30年进出口总货值是1920年的近3倍多。这段时期内,进口土货和出口土货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分别从150万海关两左右和160万两左右增长到440万海关两和560万海关两,分别翻了近5倍和近4倍。进口洋货从1920年的2百万海关两不到到1930年的超过5百万海关两,增长了将近3倍。特别值得注意是从1924年左右开始出口土货值开始高于进口的洋货值,进口土货值在1924年出现了高于进口洋货值的现象,说明温州港在这段期间内贸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温州港在1930年出现过一个高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

  见下表:

  1920年-1930年间温州港进出口货值表

  单位:元

  此表系笔者根据1931年-1936年瓯海关统计资料制作

  从图可以看出温州港无论是进口或者出口都在持续下降,导致这期间总额也在走下坡路。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有两个方面——内部原因是受到国民政府税制变动的影响,外部原因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波及。

  温州港在1931年到1936年这期间,进口的货物也有一定变化。进口货物中的如火柴和棉纱等已经被国货所替代。进口的货物主要是棉布、毛织品、金属、煤油、糖类、卷烟、海产品、玻璃、橡胶、石蜡、西药等。

  (四)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大面积领土被占,许多沿海的重要港口也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抗战初期,因为受地理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温州港作为为数不多尚未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港口,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对中国沿海实施了严密封锁,全国各港口的船舶被迫停航,温州港除了美英等少数国家的船舶还在开行之外,其它基本都陷入了停顿。虽然温州港的船舶基本停航,但是1938年却成为了温州港在新中国成立前最为繁荣的一年,这一年的温州进出口总额816.3万元(未包括已经在上海等地完税的进口洋货),其中出口额达到192.35万元。当时甚至瓯海关税务司的摩尔根(H.C.Morgan)都惊呼温州港的畸形繁荣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温州港不仅贸易额增加,并且温州的中转贸易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因为温州作为中间港,除有部分物资通过温州中转到国内其它港口和海外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货物通过温州转移到内地的抗战前线。中转贸易额增加的同时,温州港的直接贸易额也有所增加。比1937年的138.3万元高了将近6倍,是温州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值。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1939年4月份开始的空袭,温州港港口的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对外贸易也随之衰落,温州港繁荣的局面消失了。抗日战争期间温州港曾经三次被日军占领,第一次是1941年4月9日到5月1日、第二次是1942年7月11日到8月15日、第三次是1944年9月9日到1945年6月17日。被占领期间,除了木帆船和上海以及舟山的沈家门等港口之间的走私贸易之外,同全国以及海外其他港口官方贸易来往几乎陷于停顿。

  1938年的主要贸易进口的洋货有白糖、石蜡、氯酸钾、颜料、染料、皮革、煤油、柴油、润滑油、金属等。进口的主要土货是棉纱、呢绒、针织品、卷烟、玻璃制品、药材等。出口的主要是茶叶、桐油、鲜蛋、木板、纸伞、草席、猪油、木炭以及药材等。日本在空袭和封锁温州港期间帆船的走私贸易主要是运送粮食、金属、木材、桐油、菜油、茶叶、苎麻、明矾、皮革等到沈家门等地,再从沈家门运回纺织品、人造丝织品、颜料、西药、人参、卷烟、、润滑油等日常用品。

  (五)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949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温州港也迎来新的契机,再次开通了温州到上海、宁波、厦门、福州、汕头等地的航线之外,也增开了温州到台湾各港口的航线。所以温州港的贸易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后来由于内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温州港的对外贸易又陷入了萧条。

  战后温州港对外贸易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进口洋货除了战前进口的金属、煤油、颜料、燃料、西药、石蜡、纸张等物资外,增加了金属制品、机器、工属具和烧碱、漂白粉等化学产品。战前进口的棉布、毛织品、卷烟、白糖等已经被国货所代替。进口土货除了棉布、棉纱、面粉、卷烟、麻类、木耳、干果、药材外,增加了白糖,棉制品、毛织品、化学产品和橡胶制品等。出口的土货基本上和战前一致,主要有茶叶、木材、木炭、柑橘、纸伞、草席、海产品、药材、桐油、菜油、明矾等。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温州港及其贸易状况

  1949年5月浙南获得了和平解放,温州港(瓯海关)也被新成立的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1950年划归上海海关领导,改为上海海关温州分关,随后改为温州支关。而后经历了浙江省航务局温州办事处和华东区海运管理局温州办事处等名称,1957年改称为上海区海运管理局温州港办事处。

  (一)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港也迎来新的历史时刻。经历了解放战争之后,虽然温州港面临着重建港口和国民党残余势利对港区的骚扰的双重压力,但是经过人民的不屑努力,温州港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见下表:

  解放初期(1949-1957)温州港吞吐量变化

  此表系笔者根据据《温州港史》统计资料制作

  从图表可以看出温州港进出总吨位数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之后,温沪线海上畅通,温州港的吞吐量也随之迅速增长。当时的主要出口物资是木材、纸伞、草席、屏纸、明矾等。主要进口的人民生活的日用品如棉纱、棉布、百货、化肥、豆饼、煤油、柴油等物资。

  (二)1958-1965年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由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估算不足导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温州港也不例外。在对内贸易方面,工业上,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温州地区也开始兴起了大量钢铁的口号。而炼钢需要大量的燃料煤炭,温州港的煤炭运输量成倍的增长。农业方面,由于各地“放卫星”、“浮夸风”的现象,虚报粮食产量,因而加大了购粮任务,从温州和周边的丽水等地大量运送粮食出去,带动了温州港粮食吞吐量的增加。

  对外贸易方面,虽然国务院1957年2月就批准温州港为全国18个对外开放沿海港口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但是,温州港开放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从未接待过外轮。

  贸易的主要货物种类是粮食、日用品、煤炭、石油、钢铁、矿建材料、木材、化肥农药、水泥等。

  (三)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4年底,中国国民经济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温州港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温州港又再次陷入了混乱。

  参见以下温州港区1966年-1976年吞吐量图:

  单位:万吨

  此图系笔者根据《温州港史》1966年-1976年统计资料制作

  从表中可以看出温州港的吞吐量经历了从下降到回升再下降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来说,温州港的总吞吐量还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两相对比,1976年的吞吐量只有1966年的约三分之一。

  这期间的贸易物资主要有煤炭、日用品、钢铁、水泥、石油、木材、粮食、化肥农药等。

  作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的温州港,从1969年开始恢复对外开放,温州港对外开放后,外轮可以直接进入温州港。当时进港只有中日一条航线,单一货种(化肥),单一流向(有进无出),所谓“三个单一”。

  (四)1977-至今(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1984年温州被列为全国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1994年被列为全国20个主要枢纽港之一,1998年金温铁路建成通车,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系列事件都给温州港带来了新的贸易契机。

  从1976年开始温州港无论是吞吐量、产品总类还是贸易额抑或是贸易对象数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参见以下温州港1978年-2012年年吞吐量图:

  单位:万吨

  此图系笔者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网站及其统计年鉴资料制作

  从吞吐量变化图表可知,温州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吞吐量呈现递增的趋势。从1978年的171.85万吨到1985年的301.08万吨(达到当时国家中型港口的300万吨标准),到1998年达到850.77万吨,到2005年3637.1万吨,到2012年达到近7000万吨吞吐量。相信不久的将来温州港的亿吨大港的目标就会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原有的大宗货物如矿石、钢材、水泥、粮食、煤炭等之外,得益于温州城乡经济崛起,有部分的电器、眼镜、印刷品以及服装、皮鞋、灯具、纽扣、拉链、箱包、打火机、伞等产品通过温州港远销世界。

  温州港现已与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阿联酋、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港口有航运业务和贸易往来。水路货运航线通上海、宁波、大连、厦门等沿海港口以及长江沿线的汉口、九江、南京等地。

  五、总结

  本文主要讲诉温州港的贸易变迁,从贸易对象、贸易商品、贸易数额等角度阐述。第一部分主要对于温州的地理位置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分别从先秦到北宋时期、南宋到元,明清(1840年)三个时期,对温州港形成历史演变做一个叙述。第三部分主要从1840年到1949年一个世纪左右的温州港的贸易变迁,第一阶段是1840-1876年温州开港之前,第二阶段是从1877年到1919年,第三阶段1920到1936年,第四阶段是抗日战争事情(1937年-1945年),第五阶段是从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到1949年)。主要通过具体的数字和表格展示这期间温州港的变迁。第四部分分别从1949年-1957年,1958年-1965年,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和改革开放新时期(1977年至今)等四个时期的发展历程来表达温州港的发展变迁。

  温州港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良港。随着状元岙港区、乐清湾港区、大小门岛港区等三大核心港区的相继建成,以及新金温、甬台温、温福铁路和金丽温、沈海、诸永以及绕城高速等综合交通体系的不断的完善,温州港绝对能够成为浙东南、闽东北、赣东等地对外交往的物资集散中心,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最重要海港之一。

  (致谢:本文主要参考了周厚才先生编著的《中国水运史丛书-温州港史》以及陈定樑先生和龚玉和先生共同编著的《中国海洋开放史》中的一些资料,特此对上述作者表示感谢。在此,也特别感谢笔者的硕士导师刘恒武教授给本论文提供建议和帮助。)

  参考文献

  [1]陈定樑、龚玉和等编.《中国海洋开放史》[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

  [2]周厚才,《中国水运史丛书-温州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3](日本)木宫泰彦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4]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6年.

  [5]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遗存为中心》[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

  [6]陈国灿《浙江城镇发展史》[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

  [7]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