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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投身农村改革 为“温州模式”呐喊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15日 来源:温州日报

  [人物名片]

  李仁续,1934年出生于平阳,曾任温州市农委副主任、温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等职,长期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是省乡镇企业协会常务理事、温州市社科联常务理事,参与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经济改革的诸多探索与理论总结。

  李仁续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国家发出改革开放号令,温州农村,广大农民如鱼得水,迅猛地掀起了改革浪潮: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农民经商、小商品、大市场……引起全国关注,很快掀起了来自全国的参观潮,一批接一批,市农委忙于接待、介绍,还编印了一本《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新路子》,让来访者一目了然,知道温州农村改革发生的新动向。首印1.5万本,不够发,还要再印。

  有人说“好得很”

  有人摇摇头

  凡来参观的人,大多数人反映“好得很!”,好就好在,农村剩余劳力快速转移,农民个个有事忙,农村经济在能人推动下迅速起飞,还有小商品大市场这个配套,农民收入显著提高,生活明显改善。

  但是,也有少数具有传统思维的人,看了以后摇摇头,认为“温州模式”姓“私”不姓“公”,疑似退回单干走老路。我们农委认为,这不是一般的不同看法,而是敏感的是非政治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不然的话,可能干扰、影响市委领导,以及广大群众的改革信心。

  我们认为,市农委务必当好参谋,想好对策。当时,温州试验区未成立,而温州农村改革事业早早开始推动,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1981年至1984年家庭工业兴起,1985年以后股份企业已经大发展。在试验区1987年成立之前的这几年,农委是市委推行改革开放的参谋部门和运行机关。所以我们必须想好对策,把是非问题解决好。

  市农委想出两条对策,一是大兴调查研究,把出现的新事物真面目弄清楚;二是努力去寻求外力,赢得支持,确保农村改革顺利进行。

  深入调查研究

  为“温州模式”积极发声

  首先是全市农委系统开展调查研究。大家都很努力,深入农村,深入实际,努力写出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仅1984年一年,农委系统同志写的文章,在中央、省、市各级刊物登载的共有30多篇。当时,我撰写的几篇文章也相继发表,包括《温州模式的要意和实践》《试论非农业挂户经营的思考》《乡镇企业的一种组织创新》《离农经营是历史一大进步》(黄加劲合写)《温州农民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实践与认识》等。

  这些文章在上级刊物的发表,让全国、全省人民能够更好地了解温州农村改革情况和取得的成果,表明“温州模式”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一种创新。我写的《“温州模式”的要意和实践》一文回答了“什么是‘温州模式’”。我们认为,“温州模式”就是温州农村经济发展,采取家庭工业为形式,以小商品为主要开发目标,以社会购销为轴心,专业市场和小城镇为枢纽,依托地域性或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充分运用资金、技术、劳务、产品的市场化手段,来搞活和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五大显著特征:一是经济形式家庭化,二是经营形式专业化,三是专业生产系列化,四是生产要素市场化,五是服务环节协作化。

  1986年,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写道:1985年下半年,温州一些理论工作者,较早提出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观点,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要有一个由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组成的完整的市场体系。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引起理论界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重视。

  努力争取支持

  推动改革顺利进行

  市农委的第二个对策是努力寻求外部相关部门、相关专家的支持,以利改革顺利进行。因为我们懂得,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为重要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外因具有反作用力,关系到事物的成败。

  事实上,“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与相关部门、相关专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

  1983年10月,王小强、白南生等五位来到温州,由我全程陪同走遍我市农村各地,考察了12个专业市场,写出60页的长篇考察文章。当年12月,他们所写的《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浙江省温州农村几个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情况调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使温州在全国声名鹊起。

  1985年3月23日,市委接到通知,万里副总理要求派一位干部,带一份专业市场录像带,去上海向他汇报温州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市委书记袁芳烈决定派我去。我到了上海兴国宾馆,因万里副总理听力不太好,我和他一同坐在一张三人沙发上,他问我答,我讲他听,原定半个钟头的谈话,结果花了48分钟。听了汇报后,他十分满意,说,“我今天想得到温州的信息全得到了。”他鼓励温州要大胆创新,努力克服不可避免的缺点。

  1985年3月28日至29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一行到达温州。其中一位吴象同志要深入乐清等地看看,叫我陪同介绍。杜润生对温州农村印象很好,中央农研室是中央咨议机构,它对“温州模式”评价是很关键的。

  1985年上半年,《解放日报》记者先到市委办公室找王运正主任了解了温州改革情况,然后,王运正主任推荐他再找我了解详情。记者找到我,当时我的《“温州模式”的要意和实践》刚刚写好,便向他汇报了自己理解的“温州模式”内涵。此后不久,《解放日报》推出报道“温州模式”的文章,一时轰动温州,也轰动了全国,“温州模式”从此公开叫响。

  1985年10月16日,为了给温州设立改革开放试验区,中央农研室决定派出农研室农业发展所所长王岐山等两人到温州考察,由我全程陪同。过去农研室的主任、副主任都到过温州,但没有那么详细考察。这回王岐山带队的二人精干考察组深入我市农村,先到瓯海梧田考察朱明春的养鸡场,后深入苍南金乡、钱库、宜山等地,我们在温州先后同住、同吃、同工作了7个工作日。王岐山看了温州农村情况很是满意,说要为家庭工业兴起呐喊!我还记得一个细节,王岐山当时在市区华侨饭店住了两个晚上,离温到宁波后,说自己在温州华侨饭店忘记付8元饭费,特地从宁波寄来8元并附信一封。他的清廉从政令人钦佩。

  1986年10月,农业部长何康一行到温州考察,市委叫我向他汇报,何部长对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后来,农业部先后在北京、四川召开数百人参加的全国乡镇企业大会,都安排我参会,并给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尽情介绍温州改革情况和经验。

  1986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创立联产承包制“两权分离”的理论家林子力一行来温州,深入龙湾等地的农村考察,然后在温州市委礼堂做了学术报告,与会干部听了都反映很好。

  1986年7月16日,中央农研室为设立温州试验区召开专题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我在内,有20多人。会上,农研室副主任张根生说,我们到温州考察后,对“温州模式”评价很高:一是肯定温州近几年农村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二是赞扬温州走出了自己发展农村经济新路子;三是认为“温州模式”具有现实普遍意义。杜润生主任最后说,这次试验是给温州更大的自由度的机会,要排除一些干扰,但中央没有派出力量,主要靠中央、省委支持,由你们自己执行。

  1987年7月,“温州改革试验区”成立,市农委原来的改革功能全部转移到试验区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宋文光负责,我则任试验区领导小组成员,配合试验区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