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社会道德建设事业发展研究

　　前 言

　　善是人类的美德,中华民族素有行善积德的传统。温州慈善的历史悠久，时至当下，已成天下温州人行善天下之态势。当前正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温州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温州大地爱心频现，温州社会善行义举涌现。“红日亭”所蕴涵的民间慈善、“7•23动车事故”大救援所彰显的大爱精神、“善行天下•明眸工程”所打造的慈善公益事业……无不折射出当代温州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诉求，无不透视出温州社会的道德自觉和文化自觉，也极大地提高了温州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那么，温州慈善根源于什么，温州人何以从“商行天下”转变到“善行天下”，“善行天下”究竟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内涵等等，都是值得关注与探究的。为此，温州市社科联成立“温州慈善问题”专项课题组，进行关于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调研。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过程中，课题组不仅通过纸质文献、学术期刊、各大主流媒体网站、温州市慈善总会、市红十字会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大量搜集有关温州慈善的素材与信息，而且前往温州市慈善总会、瑞安市委党校、瓯海仙岩圣寿禅寺和瓯海区南白象街道慈善分会等社会单位进行访谈。经过课题组成员全力以赴地梳理资料、构思框架、探讨观点、分工撰写和修改完善，最终完成了这份约3万字的《天下温州人善行天下》的调研主报告。

　　导言 从商业富人迈向慈善达人

　　温州是典型的移民社会，自瓯越先民建东瓯国以来，“北迁南移”而来的族群不仅演进为现代温州居民，而且随身带来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汇聚成充满“移民基因”的温州区域文化。喜流动、好迁移的温州人，跑码头、闯天下、四海为家、足行天下，以至如莫言所言，地球上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恋家不守土的温州人不但“能吃苦、能耐劳、敢想敢闯、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了幻想力和冒险精神”，且深受永嘉学派之事功思想熏陶而“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温州文化的“重商因子”不仅催生了名闻遐迩的温州模式，更是将温州人塑造成“东方犹太人”。具有超强商业意识的温州人以“四千精神”商行天下，造温州街、建温州城、办温州商场、创温州商会，打造着温州人的商业帝国。如今，有170万温州人在国内200多个城市创业，有60多万温州人足迹遍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首都北京到特区香港，从东海之滨的上海滩到西南边陲的凉山州都有忙碌的温州人身影；从西欧到北美，从澳洲到非洲，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人说着难懂的温州话。世界温州人不仅坚守轻型的服装、皮革和餐饮业，进军大型的房地产和采矿业，也涉足新型的科技环保和文化产业，叱咤全球市场。不但如此，移民特质、地理环境和赚钱自觉，促使着温州人合力求生、抱团行事。210多个异地温州商会和300多个温籍侨团，不仅彰显了温州人的“世界性”，而且体现了温州人的“群体性”。团行天下的温州人联手创业、共进商海、群聚科技、问津政坛，以致小地方的“温州人”业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全球性品牌。

　　足行天下的温州人不但商行天下、团行天下、智行天下，也善行天下。

　　温州自古以来民风淳朴，好善成风，现代温州人更是“富而有义”、“富而好礼”、“达则兼善天下”。从古代士绅到当代商人、从近代同乡会到现代企业、从地方官员到平民百姓、从共产党员到宗教人士、从海外侨胞到国内商会，无论是在外的温州人还是本土的温州人，无论是温州本地市民还是温州新居民，……几乎每一位天下温州人都乐于行善富于善心。从修桥铺路到助学助医、从扶危济困到赈灾救险、从慈善功德会到新温州人艺术团、从温暖动车到幸福驿站、从慈善微基金到慈善盛宴……无论是草根的红日亭还是政府的一日捐，无论是个体的兰小草还是团体的明眸工程……几乎每一项社会公益项目都凝聚着温州人的爱心。

　　“慈善”已成为温州城市的新名片,“慈善达人”已成为温州人身份的新形象，“爱心温州•善行天下”已成为温州慈善的新品牌，温州慈善之路业已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模式。

　　温州正在从商业之都跨向慈善之城，温州人正在从行商富人转向行善达人，天下温州人正以慈善之心聚合天下善力以行善天下人！

　　第一部分温州慈善的历史轨迹

　　人之初，性本善。人们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乃成慈善。《魏书•崔光传》曰：“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慈善事业是伴随人类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而产生与发展的，它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与人群的社会公益事业。温州有着悠久的慈善历史和慈善文化。自永嘉建郡以来，温州慈善点滴累积，积善成德、积微成著，在经历了从个体性到社会化、从传统性到现代化、从精英性到平民化的嬗变后，终成现代慈善事业大厦。

　　一、古代温州人的行善心路

　　古代温州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温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温州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一)东晋至唐：温州慈善事业的初始期

　　温州在东晋南朝以后才得以开发，东晋至唐是温州慈善事业的初始期，记载的慈善内容大多是以官员为主体的赈饥救灾与兴修水利。

　　温州慈善的记载，最早是在南朝时期。当时有安固(今瑞安)大族出身的张进之，历任五官主簿、安固县令，家世富足，碰到荒年，散财救济乡里。到了唐代，主要也都是关于官员慈善的记载。如唐肃宗上元年间(760-761)，温州农业歉收，代理温州州事的宗室李皋开官仓几十万斛存米救济灾民；唐代宗大历(766 -779)年间，乐成(今乐清)、横阳(今平阳)两县水灾频仍，任温州刺史的路应动员民众疏浚河道、高筑堤坝，使两地农田水源大为改善，产量得以提高。韩愈为此撰写“神道碑”，颂其功德；唐武宗会昌四年，温州西北有水入江为害，刺史韦庸发动群众开凿疏浚，修筑堤堰，凿湖十里灌溉农田，郡人为铭记他的功德，称其湖为会昌湖，堤为“韦公堤”，至今仍是鹿城区的游赏胜地。

　　(二)宋代：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期

　　宋代尤其宋室南迁临安后，温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慈善事业也空前兴盛。从官方推行慈善之政到民间的乐善好施、善举频频，慈善之风延绵不绝。

　　1.官方的慈善之政

　　宋代以文治国，注重仁厚政治，朝廷重视推动振贫恤患等慈善救济事业，同时许多地方官员也主持并大力推动水利设施的兴修，造福一方。故此，宋代成为官方慈善的鼎盛时期。温州慈善亦以地方官府施行赈饥救荒和兴修水利等善政为主，同时开始设立一些慈善机构和奖励官民善行。如设置过专门医治、赡养残疾及生病而无依者的养济院，官置公墓性质的漏泽园等。另有一些官员则会出私财行善或补公益经费的不足，以减轻百姓负担。

　　2.民间的乐善好施

　　宋代温州社会不仅以慈善为先，而且将民间慈善人士视为当地名流，其威望甚至超过一代名臣。宋代民间慈善的主体多为士人与乡绅富民，他们在地方上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有相当的财力和势力，因此积极参与地方福利事业，广泛地活跃在赈饥救荒、兴修塘埭斗门和修桥铺路等民间慈善的各个方面。

　　宋代温州还出现了最早的民间医疗慈善基金会。郡城人顾仲、丁显、曹氏、林氏等四人倡导，共八十余家参与。立约每家十天交一钱，共同推选一个公平可信的人掌管，遇到生病给钱一贯用于买药治病，若有人亡故则给钱二贯办理丧事。这种早期的慈善基金，体现了古代温州人邻里相恤、扶危济困、共度难关的慈善精神。此外，“代代相传”是宋代民间慈善的一个特点，一些祖孙或父子往往相继为地方做筑桥修路竣堤等。

　　(三)元代：温州慈善事业的短暂衰微

　　由于社会动荡，元代温州地方慈善事业一度衰微，以政府为主导的水利兴修与赈灾救济活动比之宋代大为削弱，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医疗慈善方面。

　　1.医疗慈善

　　元在地方设置“医学”作为地方医疗主管，设置惠民药局提供医疗救济工作。温州路的“医学”是延祐五年(1318)由温州路总管赵凤仪在惠民局的北边兴修的，而乐清、平阳等地的“医学”则附在三皇庙内。

　　2.民间宗族慈善

　　元代的民间慈善活动比之官方要活跃得多，尤其是宗族和乡里开展慈善活动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元代温州大多同宗同村居住，既是宗亲，也是乡邻，对宗亲的周恤也是对乡邻的接济。民间慈善义举在元末战乱期间更为普遍，很多地方富户不仅赈济灾民、赒恤宗族邻里贫苦者，还为生者提供钱钞、米粮等救助，积极救治病人，迅速掩埋死者尸体以杜绝疫病的蔓延。

　　3.宗教慈善

　　水利路桥的建设也主要由民间自行出资出力修建，即使政府有所兴作，也大多倚重地方乡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僧人积极参与到民间的兴修水利活动中。如大德九年(1305)，平阳州判官皮元集资修理阴均陡门，芦浦报恩寺僧融受皮元委托，劝化信众，一时乐助者甚众，帮助工程顺利竣工；周诚德重建沙塘斗门的时候也由僧清所负责整个工程，一年多后竣工；僧无说号召民众参与修建平阳上河埭，并利用塘沟以利航运，方便两岸的往来。

　　(四)明清：民间慈善事业走向鼎盛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温州的慈善事业走向鼎盛。尤其是明代，由于温州民间社会日益成熟，慈善之风深入人心，民间慈善的活跃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1.政府鼓励民间慈善

　　地方政府主要集中于推行教化，鼓励民间的慈善行为。明代官方尤其奖赏民间出粮赈灾的慈善行为，往往通过旌“义民”、“义门”或授予“义官”“散官”或减免徭役等方式加以鼓励。清代地方官员多以立碑送匾额的方式对民间慈善活动加以表彰。

　　2.民间慈善盛行

　　在明清政府的大力鼓励与推动下，温州各地善人善士层出不穷。民间善士的行善也不局限在荒年，而是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平时善士经常会对贫苦乡人施行赈粮、施药、施棺、助学、宽免欠款、助人婚嫁等慈善活动，发生饥疫时，更是慷慨解囊，提供钱米，竭尽全力从事赈灾活动。温州民间善行不仅遍及公私各个方面，同时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嘉庆九年(1804)，永嘉平民知识分子陈遇春在温州城区倡设“文成会”，众人捐款、存典生息，资助贫困文士作乡试、会试的旅费。随后有永嘉场梯云会、南乡文成会、上乡云程会和武成会等纷纷在温州地区设立，资助武生旅费以参加武举科考等。“文成会”在温州延续百年之久，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举废除。

　　3.民间慈善观念的普及

　　民间慈善的盛行改善了温州民间社会风俗，普遍形成了以行善为荣、善有善报的观念。现存很多墓志铭都称颂自己的先人乐善好施，民间还认为行善之人得以长寿。同时，温州民间社会行善开始逐渐超越中国传统慈善的以宗族和乡里为行善中心的观念。中国传统慈善观认为如果有能力不先照顾家族而行善于外，是沽名钓誉行为。但明清之际平阳人郑思恭在所著的《东昆仰止录》中明确指出，“今人患不好名耳！”应该以刻薄自私为耻，以行善忠厚为荣；今日做一善事，明日做一善事，一年积累下来，就有三百六十多好事了。这样的人，“生可为法，殁可为传，所称古侠士，伟丈夫之流也欤！”

　　4.清代育婴机构的发展

　　清代中后期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育婴机构的普及，并由市镇向乡村拓展。乾隆年间之后，温州府所属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县均设立育婴堂或救婴局。育婴堂设在温州郡城中心区，其日常运营的经费分别源自热心民众的捐助和政府划拨土地的租金收益。

　　二、近代温州慈善事业的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社会巨变，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又出现重大的发展，突破了古代慈善文化以“救民”为中心的狭隘的慈善观念，发展为以“救国”、“救亡”为目标，以民族复兴为使命的开放性、社会化的近代慈善文化。在慈善的方式上，也逐渐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乐善好施、赈灾救民、扶贫济困的狭隘范围，慈善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全新的态势。在此大情势之下，温州的慈善事业也发生着自身的剧烈嬗变。

　　(一)从育婴堂到救济院

　　随着温州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育婴堂逐渐为更大规模的救济院所取代。近代开设的救济院基本上都涵盖了育婴、养老、施药、习艺等多个方面，在传统“养”的基础上，开始强调全新的“教”。如张云雷捐田31亩给“虹桥居士林”，内设救济院、孤儿院、国学讲习所；同年平阳开设的平阳救济院设育婴、施医、习艺三所；1880年由天主教意籍传教士董增德创办的温州天主教孤儿院(又称天神会)收养孤女，不仅将她们抚养成人，还教她们手艺，长大后择偶出嫁。直到1950年停办，70年间共收养孤女800余人，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二)从施医施药到开办西式医院

　　近代以来，受西方传教士慈善医疗的影响，开办医院成为温州近代慈善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1885年，陈虬等人创办温州首所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水平的中医医院利济医院。1923年，温州工商界开明人士发起募办了“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利济医院院章关于“减润应诊，以其广道便民”的明文规定和普安施医施药局本着“专以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者”的宗旨，都深受当时浙南贫苦民众的欢迎。

　　教会医院在温州医疗慈善事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906年基督教会创办的白累德医院挂号分初诊、复诊、急诊及免费四种，免费主要是优待穷人。1913年天主教会办的董若望医院不仅对患者小心施诊，服务态度良好，而且以献爱心为宗旨，对病员收费极低，遇真正贫困者，往往免费诊治。每天上午开设免费门诊施药，每逢星期天，修女们会定点义务出诊施药。

　　除了治病救人，近代温州医院在数次天灾人祸中都救死扶伤，向贫穷困苦的社会下层赠医施药。如1929年温州水旱风虫四灾并发，霍乱病流行，瓯海医院和教会医院都帮助温州众多慈善机构开展灾民施救。

　　(三)从义塾到近代西式学堂

　　随着近代西方教育理念的传入和在振兴教育以救中国的思潮的影响下，传统义塾逐渐消失，新型西式学堂和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温州各地迅速出现，以基础教育为主，承担起开民智、正风气的社会责任。1885年陈虬等人创办全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学堂；1896年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浙江省最早的数学专门学校瑞安学计馆。此后，又创办瑞安方言馆、官立瑞安普通学堂和温州蚕学馆；1899年孙治让等人集资，在温州城内创办了瑞平化学堂；1902年，温州中山书院改办成今温州中学的前身温州中学堂。

　　近代以来，教会也在温州创办了不少带有慈善性质的教会学校。最早的是1869年由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在寓所内办的私塾，教授圣经和四书五经。后为扩大生源，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文具、日用品外，还给学生家庭补贴十元银元； 1897年偕我会传教士苏威廉创办艺文小学堂和温州最早的影响最大的中学艺文学堂，“用西洋文明开发我温州地方的民智……力量既大，心思又细，各种教科无不齐全。”艺文学堂开办了二十余年,对温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近代温州兴学活动中女学的兴办，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解放女性的慈善实践尝试。1901-1912年间温州地区共有31所女学，仅1907年就创办了8所。孙诒让也曾倡办过三所女学。

　　(四)传统赈灾方式变化

　　进入近代以后，政府面对频仍的灾荒已经无能为力，民间社会团体及个人便成了近代慈善救济活动的最主要的力量。如1929年温州大灾荒，温属六县饥民达40万以上，温州各地乃至旅居外地的温州人都积极参与赈灾。温州旅沪、旅南京同乡会相继成立筹赈会募款，普安施医施药局主持慈善团体成立协赈会，协调赈灾整体工作。此后发生的多次灾荒中，永嘉县商会、永嘉协济善堂董事、温州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和慈善机构都及时成立救济或募捐委员会，为赈灾事务“协力共济，同襄善举”。

　　(五)慈善主体发生巨变

　　传统的以官府与乡绅为主体的慈善日益衰落，一批接受新学转变观念的士绅、从事工商业的商绅成为慈善的主体，近代温州新兴的慈善项目(新兴学校、医院等)都是由他们兴办主持的，赈灾实际上也都是由他们主持。

　　但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变化是大批民间慈善团体与机构的出现与日益活跃，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色调，其组织形式、组织功能及其活动范围都不再单一。温州民间出现的慈善团体有地方士绅商绅成立的各类赈济会、教会慈善机构、中国红字会、温州在外各地同乡会等，均是温州近代慈善事业的主力，这些团体与机构拥有广泛的慈善资源与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温州旅沪同乡会，关心桑梓前途，投入巨大精力、财力和物力开展募捐赈济、战时难民收容及遣送回乡等公益救济活动。尤其是对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则更是在温州近代慈善事业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如1918年1月，旅沪同乡会在处理吴淞口“普济轮”沉没事故中，紧急动员，救助数百名罹难同乡，历时数月；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日人乘地震之际，惨杀(中国)工人，劫持财物”，致使数千温籍侨工避难回国，同乡会组织安置难民、通电交涉、以呼吁公道，亦历时数月，并关注经年；1937年“八一三”抗日之役，难民骤增，同乡会组建收容所，仅一个月即收容温籍难民500余人，并租雇轮船遣送归里等等。旅沪同乡会的历任会长张云雷、黄溯初、刘景晨、殷汝熊和姚抱真等都是温州同乡中的精英，他们关注民生，慈善为怀，又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这些享有社会声望人士的义举与善行下，温州内外互动，温籍机构协同合作，舆论持续关注，使多起突发事件获得了最佳的妥善处置。这些实践不仅为内外温州人共同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更有力地推进着近代温州慈善模式的建构和慈善事业的转型升级。

　　三、建国三十年温州慈善的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将扶弱济困的工作统统包揽了下来，使得慈善事业在中国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但是温州的诸多特殊因素，却使温州慈善实践在建国后30年中出现了不完全类似全国的情形。

　　建国后的温州身处“三线”境地，加上自然条件差、人多地少、无大城市依托、交通不便、国家投入少、集体经济薄弱，人民生活贫困，2/3的人处于人均50美元的贫困线之下。“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贷款(吃饭)”成为当年的生动写照。在此状况下，政府扶助和民众自救势必都显得杯水车薪，但温州社会的慈善活动并未中断。早年闯荡海外的温州人和民间自发人群成为慈善主力军，捐资助学和济困扶危成为主打内容。如1953年旅新华侨王少石资助乐清茗屿小学建造教学楼；一些旅新华人在1956年集资兴办了永嘉县江北乡礁华学校；一批海外侨胞于1957-1965年间募集19.7万元兴办了温州华侨中学，成为浙江省首批由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还有旅印尼华人杨庭臣则向1960年8月的平阳桥墩水库大坝塌方灾难中的村民捐赠化肥190吨。不少的侨胞还捐资家乡开展修桥铺路挖井筑亭建塔等公益事业；著名侨乡文成县在1949-1979年间接受侨胞捐资达54.48万元。设摊施粥是温州传统的也是最持久的慈善现象，这种具有温州本土风情的慈善行为在建国后依然持续着，并由古近代的以官方、富豪和寺庙为主体，逐渐走向民间、趋向群体。据温州市慈善总会会长张林先生回忆，他在1960年代初到温州时就见到街头巷尾的施粥摊。至今已持续40多年的市区华盖山下的“红日亭”老人施粥摊就是由数位退休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慈善行为。而“红日亭”的行善方式就是温州街坊邻里的普通人乐善好施的最大缩影、最好见证。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慈善壮举

　　1984年，随着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确立和民营经济模式的起步，温州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之路让一部分温州人先富裕了起来，温州模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1978-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8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63倍，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5亿。全市现有个体工商户22万户，民营企业13万多家，其中企业集团180多家，跻身中国企业500强的有4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有33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良好红利的基础上，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民不忘回报社会，不忘关爱弱势群体，民众的慈善热情不断升温、慈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的慈善氛围不断浓厚、慈善环境不断优化，温州的慈善事业进入快速、全面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全民参与、资金稳定、运作完善的可喜局面。

　　(一)组织机构建立健全

　　除红十字会、民政局等官方性质的涉慈机构外，温州NGO慈善组织争相成立。1998年10月温州首家慈善总会——鹿城区慈善总会成立，2002年温州市慈善总会成立；2003年1月19日，中国内地第一家民企自发组建的慈善机构——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成立，会员多达162家企业；2005年年底，温州11个县(市、区)全部建立慈善机构；2006年，温州第一家民企慈善分会——瓯海慈善总会森马分会成立。温州市慈善总会在2005年3月建立首个慈善基金，2008年2月创立首个宗教慈善基金，2009年3月又成立第一个慈善分会。至今，全市已有直属慈善基金149个、直属慈善分会82个，覆盖温州城乡的慈善工作网络基本形成(见下表)。其中的3718个“慈善村”让慈善事业延伸至最基层的村居(社区)，使慈善工作更加贴近基层，使百姓更易于接受慈善帮扶救助。

温州地区慈善组织基础数据统计表（截止2012年10月）

 

地区	组织（网络）建设
	现有乡镇（个）	乡镇建立分会（个）	社区（个）	村（个）	建立工作站（室）个	帮扶基金（个）	直属基金（个）	直属分会（个）
市本级							33	7
鹿城区	8	8			18		9	10
龙湾区	7	7	26	112	49	2	6	10
瓯海区	13	13	85		3	3	18	22
瑞安市	15	7	50	34		2	31	2
乐清市	17	7	23	911	10	2	7	2
永嘉县	27	11	82	904	1	3	10	9
平阳县	11	8	32	600	1	1	30	1
苍南县	12	12	58	859	77	8	4	15
文成县	10	6	25	3	25	3		3
洞头县	6				6	1
泰顺县	10	0	63	295	0	1	1	1
合计	136	79	444	3718	190	26	149	82

　　(二)善款额度稳步增长

　　近十年来，温州慈善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地向社会筹集善款，资金来源明显增多，惠及人群也不断扩大。政府主导的“慈善一日捐”作为固定性的慈善重要资金来源，主要用于慈善组织机构自主开展的助医、助学、助困、春节慰问等救助项目。在温州地区自2001年启动以来，社会各界的捐赠异常踊跃。每年参与“一日捐”的单位近600多家，捐赠金额仅温州市慈善总会在2001-2011年间就达到10891.17万元，为全市的慈善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温州地区慈善组织捐助总额虽位居杭甬之后，但善款渠道更具民间性质。2007年开始，全市各慈善机构首次出现了多家冠名基金、专项基金、企业慈善分会等形式的捐款，使慈善资金增添了多条新来源。如志远助学基金、森马慈善基金、血友病项目基金等。据统计，温州慈善系统募集的各类善款目前已从1998年首家慈善总会的30万元创始资金剧增至超过18亿元(2001-2011年) ，用于援助各类特困人员的资金累计支出13.228亿元，受助人数超过百万人次。

　　温州民营企业多，有实力且有善心的民营企业家也不少，王振滔、南存辉、林圣雄、邱光和等都是知名慈善家，他们的长期捐赠助旺了温州慈善，他们的义举亦深受社会赞誉。市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款中有85﹪以上来自民营企业。在2005-2008年的中国慈善榜和胡润中国内地慈善排行榜上，温州老板共上榜55次，累计捐款近15亿元。毫不夸张地讲，温州民营企业已成为温州慈善的中坚力量。

　　60多万海外温州人时刻不忘家乡，用捐资助学、资助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和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式支持温州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后，海外温籍侨胞累计向社会捐款4亿多元。台胞何朝育先生和夫人黄美英女士作为海外温州慈善家的典范，从1991年起8次回温，关爱热心家乡温州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无偿捐赠1.3亿人民币，成为至今向温州捐赠最多的温州人，“育英”也成为温州社会的爱心和奉献的代名词。

　　(三)救助领域不断延展

　　温州慈善事业不仅全力确保助孤、助学、助老、助残、助医、助困和赈灾等传统类慈善救助项目，特别是其中的“慈善助学”、“慈善门诊”和“慈善大宴”等做成了被市民熟知和认可的三项长期救助项目，形成了“宽领域、广覆盖”的救助体系，而且还大胆地开辟或深化救助的新方向、新阵地和新对象，最终打造出涵盖了20多个慈善救助项目的“爱心温州”慈善品牌。如在助医方面不仅细分出“慈善启明”、“慈善助行”等专项救助，还产生了由温州市政府专门设立的“温州慈善总会•爱心温州造血干细胞专项基金”和一批民间爱心人士自发成立的“温州太平慈善造血干细胞移植专项基金”；2011年5月，浙江华福慈善基金会和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联合发起成立了首个全国角膜复明专项基金；2012年12月温州市红十字会在全省率先将消防战线纳入救助对象，创建了首个红十字消防救助消防干警救助专项基金等等。

　　(四)道德文明趋向自觉

　　行善方式有不同，爱心真情却永恒。温州人行善不仅在模式上从传统转变为现代，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不断走向道德自觉。亦因此，温州人的善举在瓯越大地此起彼伏，温州人的慈心在全国各地以至海外播撒，温州慈善事业正从物质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温州社会道德文明不断从教化层面升华为自觉层面，温州人的价值取向上不断走向文化自觉。从民间义工自发设立“五元爱心连锁餐厅”到志愿者们持续7年的“春运关爱行动”，从千里献血“感动中国”的美丽女孩毛陈冰到“中国好人”的“诚信老爹”吴乃宜，从署名“兰小草”的慈善使者到创办“慈善大宴”的郑雪君，从舍己救人的“平民英雄”李学生到“最牛的见义勇为”的“抡车侠”郭小亮，从“桑美”台风赈灾到汶川大地震救灾，从援建青溪到“7•23”动车事故大救助，从苍南“1+1救援队”到南都公益基金；从海外侨胞捐资兴学到民营企业抱团行善，从“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到“爱心温州•善行天下•明眸工程”……其中为汶川大地震等献巨爱而设立的基金至今已达4.27亿，每年支出200万。这些慈善行为是不同的人群借助不同的物质载体完成的，却传承和诠释着相同的至善之心，传播和展示着共同的大爱精神，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他们用至爱之行证明温州是一座大爱天下的城市；温州人是一个大爱天下的群体。

　　温州慈善自南朝始，一路前行，从永嘉事功学派义利并举的立论之善到近现代科学家群体的报国之善，从改革开放中致富的企业家的济贫之善到普通民众的互助之善。行至当下，天下温州人的天下之善，获得了领导的重视、社会的支持和媒体的关注，赢得了同行的赞佩、公众的赞美、部门的赞许，也大大提升了温州城市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称赞温州人正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从经济成功的“富裕温州”走向有社会担当的“爱心温州”，从抱团互助拼搏竞争走向广播善缘和谐共赢。

　　温州慈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已成为温州的一面公益大旗，成为温州的一大文化品牌，成为温州的一座道德地标。

　　第二部分现代温州慈善特征及社会表现

　　慈善现象古已有之，善行天下之事亦非温州人特有，但当代温州人却凭借自身的财力、智力和实力，精心培育出“爱心温州”的慈善品牌和“善行天下”的慈善特色。近10年来，温州慈善事业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网络化、载体化和资本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区别于杭州、宁波等省内城市以及全国慈善“常模”的发展新路，而且逐渐构建起具有创新性、务实性、抱团性和民间性等特点的“温州慈善模式”。

　　一、慈善理念的先导性

　　温州慈善从救助方式到公益项目，从物质捐赠到基金运作……无不蕴含着温州人慈善理念的创新性。如微笑联盟工程不是单纯地唇腭裂修复手术，不只是修复患者的生理缺陷，更是从心理上去修复患者，让孩子们获得自信与尊重，从而有机地糅了慈善和教育，起到了慈善的社会教育功能；又如温州慈善大使、瑞安党校副校长郑超豪用简办母亲丧事所得“蜡烛钱”来设立“诚信道德基金”，向社会上尊孝行、讲诚信和重道德的家庭或人物颁发“道德之家”牌匾和奖金等，主张强调“精神慈善”。他还提出“人人可慈善，慈善需人人，慈善惠人人”的理念；企业慈善是温州慈善事业的最大支持者，而民企老板之所以既能做企业家又能当慈善家，是与他们的慈善理念密切相关的。如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提炼出“慈善是企业成功的厚度和高度”的理念；森马集团总裁邱光和更是通过在家乡建立扶贫瓯柑生产基地，既探索出了一条长效扶贫机制，也实现了慈善实践由“一站式”向“造血型”的转变；而浙江省目前规模最大且唯一一家以公益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正泰基金会，其使命是关注并投身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以资助优秀的低碳环保公益项目和活动，进一步推动并奖励对节能减排方面的自主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慈善实践的先发性

　　温州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创造了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众多“中国第一”。同样，温州人在中国慈善事业的进程中，勇于探索、敢于尝试，开创了不少的全国或全省第一。最代表性的就是温州人徐永光创建的“希望工程”，20年募捐了1亿元，救助了上万失学儿童。温州慈善实践充满原创性或开拓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慈善机构首创冠名基金或组建分会的模式来建设、规范或管理慈善组织，既增加了善款来源，又扩大了慈善参与群体。如国内迄今为希望工程捐款最多的林圣雄率先在2002年捐资1000万设立“圣雄大学生助学专项基金”，此后又相继设立“圣雄爱心助学基金”“圣雄希望小学奖学奖教跟踪培养基金”、“圣雄助学助医慈善基金”；2007年，“王振滔慈善基金”经国务院和民政部批准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非公募慈善基金会；2008年，瑞安仙岩圣寿禅寺“那兰佗慈善基金”成立，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宗教慈善基金；2010年，全国第一家“侨”字号的“温州市慈善总会侨爱分会”成立，等等。而温州市慈善总会直属的33个基金(如下表)，冠名单位涉及个人、企业、医院、宗教、银行、媒体、政府部门等，救助对象涉及疾病患者、大中小学生、外来人群、妇女、运动员和温州的母亲河等。同时，温州慈善的对外援建项目也进行冠名，如四川青溪援建项目建成后都以温州冠名或立碑，并把800万元的赈灾援建结余资金在广元市慈善总会建立了温州慈善爱心助困基金，救助地震灾区困难群众，这些举措大大地增强温州慈善在全国的声誉。

　　温州市慈善总会直属基金一览表

序号	基金名称	序号	基金名称	序号	基金名称	序号	基金名称
1	大发助学基金	10	森马慈善基金	19	爱迪斯助困基金	28	公共民生频道助困基金
2	志远助学基金	11	工行助困基金	20	血友病项目基金	29	运动员关爱基金
3	金迅达助困助医基金	12	交投集团助困基金	21	出租车助困基金	30	中新儿童窝沟封闭项目基金
4	国光助老助困基金	13	国资委助困基金	22	侨联项目基金	31	弘德基金
5	康宁精神康复基金	14	零距离曙光爱心基金	23	金州助医基金	32	保护母亲河发展基金
6	巨一慈善扶贫济困基金	15	闲事婆和事佬爱心基金	24	烟草助困基金	33	电信扶贫基金
7	那兰陀慈善基金	16	交通广播爱心基金	25	商报善基金
8	百盈助困基金	17	小荧星助学基金	26	现代集团助困基金
9	妇女关爱基金	18	置信助困基金	27	新居民关爱基金

　　第二，温州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度地出台政策或采取举措，以促进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并凸现了良好的慈善吸引力。如温州市政府不仅连续12年带头做到做好“慈善一日捐”活动，而且在温州慈善创始阶段曾专门出台“给予一个进城指标奖励”的政策(2000年)和《优先办理市区外来人口购房入户手续若干规定》 (2001年)来激励社会捐赠。温州市慈善总会则在2006年创新募捐方式，推出“大额留本冠名基金”，首创企业冠名基金，以及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各种义演、义拍、义卖、义诊和发行小额“慈善爱心卡”等渠道，募集创始基金。温州社会既能诞生“红日亭”施粥摊这样充满原生态、原汁原味且坚守40年的草根慈善，更能大胆地探索出一条让草根慈善正规化的路子——为龙湾区状元亭施粥摊发放“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全国首张施粥摊慈善执照等等。

　　第三，温州地方政府及慈善机构设立一系列奖项，表彰各类慈心善行，以此进一步普及慈善意识和推广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营造全社会的慈善氛围。如温州改革开放30年“十大慈善家、十大慈善人物”，百名慈善老人，十大慈善大使，“慈善新闻奖”，以及从2012年开始选聘10名“温州首届慈善大使”等。

　　温州人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地域精神，既让温州慈善在救助方式、活动内容和运作模式等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也使温州慈善事业充满活力和具有生命力。

　　三、慈善模式的天下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远见卓识地提出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主张，而当代的温州人努力地践行着“善行天下”。“善行天下”的慈善模式不仅彻底突破了中国传统慈善的内敛性，而且成为温州慈善最典型、最鲜明的特色。

　　温州人之所以能广做天下善事，首先是基于温州的人口资源的丰富及人口的善流动。温州本地常住人口912.2万，位居浙江省第一，还有350万左右的外来人口。如此规模的人口为温州社会广泛参与慈善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具有“移民基因”的温州人大量外出，散布全球。分布全国各地和遍及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万温州人为当地社会提供了“送善上门”的现实保障。其次，温州慈善之所以能走出温州并影响广泛，还在于温州人尤其是在外温州人的协同性和抱团性。无论是在外温商还是海外侨商，要立稳当地社会必须具备强烈的群体意识和抱团精神，他们往往通过组建商会或同乡会，聚力互助。而这些民间社团的宗旨大都具有公益性质，近代的温州旅沪同乡会不仅以慈善、民生和联络乡谊为最基本公益，还成为在外温州人从事民间慈善活动的典范；2010年5月由海外爱心华人自发组织的第一个侨胞慈善分会——温州市慈善总会侨爱慈善分会的诞生和2011年温籍希腊侨团全力协助利比亚撤侨都充分体现出海外温商不仅群体行商，更是抱团行善。再次，“善行天下”得以实现是与内外温州人的各种资源整合及其互动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既立足本土又面向天下，既“接地气”又“顶天气”的行善方式，使温州人的“善行天下”走的更远更久。“爱心温州•善行天下•明眸工程”大型公益活动就是凝聚了民盟中央各级民盟组织、温州市慈善总会、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温州市人民政府经合办、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温州广电总局、民盟温州市委会等多家单位的力量，并利用当地温州商会和蜘蛛王集团等企业的定向捐资，将已在温州市几经实践并已推广的由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医疗单位相结合的白内障复明救助模式，推广到中西部地区，惠及贫困眼疾病患者的一种慈善模式。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对此先进理念和创新实践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对温州精神和温州模式的拓展和提升，将对新阶段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旨在为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救助的“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同样鲜明地具有温州慈善的“天下性”。她成立于上海，由温籍台胞何纪豪先生发起，以温州医学院为医疗平台，以美国微笑联盟基金会为技术支撑，以中国台湾地区罗惠夫颜腭基金会为医务人员培训基地，以全国温州商会、海外温州侨团为慈善载体，以温州媒体及活动当地媒体为宣传媒体，以温州市及活动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捐资企业为合作伙伴，通过温州市慈善总会搭建的慈善途径，共同开展“幸福微笑”在温州及全国各地的公益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展现温州群体的慈善心，提升温州人形象，赢得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温州人的尊敬，打造温州慈善文化的独特品牌，践行温州人“善行天下”的理念与抱负。

　　我们确信，凭借内外温州人在慈善实践中最大限度地聚集各种慈善力量体，“善行天下”的公益旗帜将被高举。我们相信，“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慈善”,“哪里有慈善哪里就有温州人”。

　　四、慈善主体的立体化

　　当代温州慈善事业的欣欣向荣首先得益于温州人口资源所提供的丰富慈善资源。这种人口资源不仅在于近千万的数量，更在于质量对慈善的可利用性。温州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著名侨乡和市场经济发源地，港澳台侨胞多、民营企业多、商会行会多、富人精英多。这种人口类型结构不仅使温州慈善参与者呈现多样性，而且构筑了一个立体式的同心救助体系。

　　在温州慈善实践活动中，行善主体不仅有普通民众、行政领导、公务员、事业员工、在外温商、港澳台胞、海外华侨，而且有各种特殊群体或非政府组织加盟。如工青妇等群体团体、商会协会、侨团侨社、宗教团体、医疗机构、大众媒介、新温州人艺术团、“1+1紧急援助队”，还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183支义工2万多名志愿者。医疗慈善是温州慈善的一大亮点。除已经成为全国慈善典型的“爱心温州•善行天下•明眸工程”和“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外，“爱心温州•慈善助医”活动的社会反响同样很大。该活动2010年8月开始，由温州市慈善总会联合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附属二医、附属眼视光医院、附属口腔医院，市二医、市三医、市民康医院、康宁医院以及文成县医院、泰顺县医院等10家医院，开展了危重病、慈善启明、眼疾病、精神康复、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贫困心脏病患者、贫困孕产妇、唇腭裂手术、慈善门诊、血友病、幸福微笑等12个助医系列项目。这种有多个各具特色的慈善主体既协作行善又各司专长的医疗慈善不仅弥补了温州至今没有专门慈善医院的缺陷，而且创建了一种“不是慈善医院，胜似慈善医院”的慈善定点医院模式。民间慈善又是温州慈善的一大品牌，它彰显的是温州慈善主体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事实上，温州不只有媒体广泛报道的鹿城“红日亭”，类似的施粥摊或伏茶点在温州相当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大街小巷的伏茶点已达1600多个，大的如红日亭烧茶兼施粥，小的只有一把遮阳伞一个茶桶。此外，温州社会不仅给来温的农民工等新居民以温暖，还鼓励和吸收外地在温的商会或非正式团体为温州做慈善，这是扩大慈善参与面的一个好点子。

　　毋庸置疑，温州深厚的慈善资源为温州慈善事业的全速发展提供了相当的条件，而温州慈善事业要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务必要充分整合多元化的慈善主体和深度挖掘特色慈善体的价值，建立健全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建构慈善的“温州模式”。

　　五、慈善活动的项目化

　　慈善事业需要人人参与，但仅以个体、个人、个别的零星、分散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必定难以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的摸索，温州打造出以慈善项目为平台，引导民众加入慈善载体，指导社会慈善力量高起点、高姿态的做高标准、高目标的系列慈善活动。通过慈善项目，把热心的慈善人士、有实力的赞助单位、需帮助的弱势群体，以及政府的行政力、媒体的宣传力等多元“慈善体”有效维系起来，齐心协力，针对性地实施慈善救助。

　　目前，温州社会除慈善启明工程、明眸工程、微笑联盟和幸福微笑列车等跨入国家先进行列的慈善项目外，还有众多持续时间久、参与人员多、救助范围广、社会反响强的品牌项目。如市慈善总会成立10年来，几乎历年都组建慈善项目，至今已有10多项。

　　其中由《温州晚报》发起的，市四套班子领导均亲临会场的迎春“慈善大宴”，10年从未间断。市红十字会也坚持开展“人道救助工程”、“应急救护培训‘五进’工程”和“实施生命工程”。在外的温州人也积极搭建平台，报效桑梓、扶助弱势群体。如1994年旅荷华侨总会成立“荷兰希望工程基金会”，2006年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捐资100万元实施“春蕾计划”资助特困女童就学等。“红日亭”既是典型的平民慈善行为，也是一项原生态的慈善工程。它不仅让一群充满善心善德的老人有了行善的载体，也让成千上万的支持它的好心人有了为善的平台。它不是一个慈善项目，却胜似一个系统慈善工程。这是值得注意的，也是需要呵护的！

　　慈善活动的项目化不仅充分调动和利用了温州丰富的慈善资源，使有限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也让各层级的“慈善体”有了良好的行善载体，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心理愉悦感和实现社会价值。这种模式不仅能将专业化的技术手段(如白内障治疗、唇腭裂修复、社工服

　　2001-2012年温州市慈善总会开展的慈善项目(工程)

序号	项目名称	启动时间	备注	序号	项目名称	启动时间	备注
1	“慈善一日捐”	2001	持续	15	慈善活动月	2008	持续
2	结对助学	2001	持续	16	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2008	持续
3	慈善助老	2001	持续	17	大病救助	2008	持续
4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手术）	2001-2005	结束	18	新温州人高危孕产妇医疗救助	2008	持续
5	慈善门诊	2002	持续	19	四川汶川地震赈灾	2008	结束
6	慈善启明（针对本地）	2002	持续	20	微笑联盟	2009	持续
7	春节慰问	2003	持续	21	护牙慈善行	2009	结束
8	慈善宴	2003	持续	22	爱心温州·明眸工程（针对外地）	2009	持续
9	慈善安老工程	2004-2007	结束	23	服务企业  共克时艰	2009	结束
10	慈善和平整形	2006	断断续续	24	爱心温州•慈善助医（慈善助医系列活动）	2010	持续
11	桑美台风赈灾	2006	结束	25	青海玉树地震赈灾	2010	结束
12	为特殊教育学校捐资	2006-2009	结束	26	善行文成	2012	结束
13	精神疾病救助	2007	持续	27	“村级慈善帮扶基金”	2012	持续
14	慈善助行	2007	持续

　　务等)最大化的受益于救助者，而且能借助媒体的报道传播慈善意识、弘扬慈善文化和增强温州慈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让更多的“慈善体”加入慈善行列、实现“人人可慈善”的慈善蝴蝶效应。

　　六、慈善运作的资本化

　　温州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发达，民间素有集资传统，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使民企慈善为主的温州慈善也充满资本运作。该特征不仅表现在基金冠名和创始基金增值等环节上，也体现在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创立及其运行工程中。南都公益基金、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正泰公益基金会和金州永强慈善基金会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其中王振滔慈善基金会从资金注册、项目运作到受助承诺上都充满资本性，其最大特点就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运作上采用全新的理念和接力模式，要求受助大学生在工作之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让慈善基金变成“种子基金”，使资助大学生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郑超豪成立的8个慈善基金则通过“留本取息”来确保原始基金稳定性的基础上，创造性盘活基金，增加善款来源——将只可存四大国有银行的慈善基金改存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获得正常利息的同时，同意银行将本金借贷给企业，但每100万借款需捐赠3万给慈善总会。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做法其实就是慈善回报，但有益于激励慈善主体进一步弘扬善行，带动全社会参与慈善，从而推进慈善事业的持续性发展。

　　总之，温州慈善是一种以“爱心温州”为品牌，以“善行天下”为特色的创新型慈善。它之所以能如此独具特色，是与温州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城市精神密不可分的。温州慈善模式实质上是与温州的经济模式、文化模式一脉相通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部分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

　　如果说温州古代以士绅为主体的慈善行为更多地源自个体的道德力量，那当代温州的慈善欣欣向荣不仅于此而成。文化的塑造力、政府的引导力、经济的支撑力、社会的内聚力和媒体的传播力，合力推进着温州民众的道德向善力，扩展着温州社会的慈善影响力。

　　一、温州传统文化的有益引领

　　(一)先源性土壤——自然条件使慈善成为必须

　　温州地处浙东南，东濒大海，三面环山，全市陆地面积11784平方公里。地域面积虽不小，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不均衡土地资源使可利用土地仅10%左右，人均耕地更是低至0.37亩。温州不仅人多地少，而且处于台风重灾区，遭受频率殊高，受灾区域甚广。同时，温州境内资源匮乏，除渔业资源较丰富外，农业、矿产资源都有限，这些诸多不利自然条件严重制约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温州历史上的闭塞与贫困，却也因此成就了温州人的生存法则和温州社会的特色。一方面是逼仄的环境促使他们穷则思变，为谋生而敢于闯荡海内外。正是不惧劳苦以生命为代价，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得以形成。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承担风险能力低下，抱团抵御灾难的习惯行为和心理特质必然嵌入温州人的血液之中。在上述自然环境塑造下的温州民众具有坚韧性与抱团性，加之古代社会的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影响，以相互救助为基点的温州慈善逐渐生成。

　　(二)内涵性基因----文化底蕴为慈善提供动力

　　1.叶适义利观：民间慈善的理论倡导

　　永嘉学派作为文化精神代表和温州人气质风格的表率，倡导功利之说，强调阐明仁义与功利之间的关系。其集大成者叶适肯定仁义与功利是统一的，提倡“以利和义”，使仁义具有实在的内容，反对“以义抑利”，主张义理和功利统一。在叶适义利观中，引导和支持慈善、作为其精神内涵的当属其“安人之法”，即除了不断修己已至“达道”和“正身”，之后便应去安人。他既重视亲族间的帮助，也认为富人对于扶助乡里的作用是很大的，主要在于行慈善和兴教育两事。其中，叶适主张行慈善的主要方式是在乡里设立社仓，组织乡民成立乡约。社仓制度成就了民间公益组织，是人民自治的体现。而乡约更是成为广泛的乡民互助组织，它不仅起到物质上的接济作用，还具有帮组地方长官、承担地方公益、提供乡民精神慰藉和互相劝勉进善的社会功能。

　　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对慈善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于：首先，强调“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即利益众生而不占为私有。在自身通达、富裕的时候,做到自利利人，帮助周围的人也富裕通达,让那些先富之人形成合理的义利观，以达到避免社会贫富不均的加剧，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其次，为实施社会经济可持续展提供了重要的思维视角。永嘉学派主张“以义和利”、“义利并立”、“以利与人”的“大功大利”，而非以一己私利等思想来调节和规范社会关系，并以社会效益为道义原则去捍卫和坚持，制约和引导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功利原则。同时，永嘉学派的义利观秉持叶适所提之“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关注和致力于社会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2、宗教教义：民间慈善的精神支持

　　温州历史上和当下的信教者都众多，而宗教对温州慈善事业的驱动力极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佛教。它不仅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对社会心理起到了一定的净化作用。其慈悲之心、众生平等之念，甚至于祸福之见，都是对佛教慈善思想的阐发。基督教对温州慈善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圣经》中的“当爱你的邻舍”，就是劝人应当用善意爱众人，对遭遇不幸和生活困苦的人，均应施以怜悯的爱心；它还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者应具有奉献的爱心与谦卑的态度。不论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提倡利他、奉献、博爱与救人救世的精神以及以爱心助人和与人为善的风范，这对建立美好的世界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主体性源泉——群体慈善让善行天下成为现实

　　1.富者施惠：经济差异产生慈善习俗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温州人贫穷却不柔弱，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积累原始资本，又以自己的力量扶危济困，缩小相互间的贫富差距。他们首先从家族内部的互助行为开始，在“熟人圈”里展开慈善。救助对象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从亲属、朋友，逐步扩大邻居、熟人。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实行，一部分人逐步富起来，并在善良的愿望和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捐献财富、回报社会。他们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关心社会公共事务，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余力关照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施惠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受益者，通过慈善的途径救助不幸者，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公平。

　　2.侨胞捐赠：血脉相连的善行网络

　　温州是全国著名侨乡，目前约有50万华侨华人遍布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有约20万港澳台胞。长期以来，广大温州华侨始终秉承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回馈社会的优良传统，始终怀着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赤子之心，捐助公益、募资赈灾，有力地推进了温州慈善公益事业和救灾救济工作，受到了家乡人民的普遍赞扬。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温籍侨胞累计向社会捐款4亿多元，充分展示了海外温州人对祖(籍)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和浓浓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地的温州人投身慈善事业的爱心步伐却并未因风大浪急而停滞前行，在外华侨的慈善热情也并未因风霜雨雪而减弱一星半点。

　　二、温州地方政府的有力引导

　　慈善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至关重要。自1998年第一家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的15年，温州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加强配合协调，努力建立了“政府推动、民间合作、社会参与、多方协调合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机制，主动为慈善机构解决实际困难，以实际行动支持慈善事业发展，使温州慈善事业已成为政府主导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温州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慈善政策的制定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慈善事业是在政府的主动推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政府不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发挥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温州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温州慈善实体的增加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2007年温州市政府制定《温州市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2007-2010年)》，从“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发展慈善事业的工作原则”、“发展慈善事业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组织指导”等四个方面，对温州慈善事业的发展给予明确指导。同年，市委办、市府办又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通知》，以加快发展温州慈善事业。2012年市委市府又出台《关于加快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以促进慈善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温州市委、市政府还先后于2007年4月和2011年5月召开了第一、二届慈善大会，书记、市长都亲自到会讲话。

　　(二)慈善经费的提供者

　　慈善事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企业及其他经济实体的捐助、政府拨款、社会成员个人的捐助。一般来说，政府对慈善的支持主要表现为慈善组织初创时期的运作资金上的一次性投入。而在其进入实际运作阶段后，政府的直接拨款往往会变直接性的物质支持为政策上的支持。但温州市委市府对慈善工作的重视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以身示范，带动全社会来支持慈善事业。如为了使慈善事业开好头、起好步，市政府除从财政拨出100万元作为慈善创始基金，每年再拨15-20万元作为慈善总会的日常开支。2010年5月温州市慈善总会了结束四年搬六次家的窘境，顺利迁入市区大南门蝉河大厦，为温州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自2001年开始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室都专门下发文件。在资金募集工作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市四套班子成员及部门负责人都带头捐款，积极参与。特别是市长亲自发表电视讲话，亲自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亲自端着募捐箱到企事业单位接受捐款，极大地推动了温州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慈善组织的管理者

　　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是保持慈善组织健康运行和良好声誉的前提。温州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和实际行动鼓励慈善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使得近年来的温州慈善组织的数量有了显著地扩张，规模也从原来的分散型、地区性的状态向专业性、全国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政府促进了慈善组织的迅速组建。如通过政府部门的强势宣传与推动，快速普及慈善理念，为慈善组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政府提供经费、场地、设施与人员编制，快速完成慈善机构的“实体化”、“组织化”过程；通过政府动员与号召，快速募集“创始基金”，解决慈善机构的基本生存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慈善组织的稳定发展。如帮助慈善组织培养正常工作中所需要的财务、项目审定，资金筹集等领域的专业管理人才，以确保他们树立强烈的道德规范和职责意识，进而维护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此外，对慈善组织财务管理是政府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温州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都会定期接受有关审计部门的监督，公布善款的收支情况等。

　　(四)慈善文化的倡导者

　　政府推动慈善文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倡导与规范，慈善文化会因缺乏生存空间而形同虚设，慈善文化建设也难以获得公众支持。政府在慈善文化建设方面具有掌舵的作用：加强慈善机构建设，积极打造慈善文化建设的平台；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回报社会的自觉性；培育公民慈善意识，使公民的慈善意识转化为慈善行为，最终营造出和谐社会下的慈善文化。如温州市委宣传部为加大慈善宣传力度，曾多次召开新闻单位负责人和分管慈善报导的记者会议，要求“各新闻单位不仅要利用自己的笔、摄像机、录音机记录慈善，宣传慈善，为发展温州慈善事业做好吹歌手，还要做慈善的先进，所有新闻单位都要成为市慈善总会的基金创始人或创始会员。”温州市社科联、市政协和市慈善总会则先后在2009年3月和2010年6月召开了“爱心温州•善行天下”—发展温州慈善事业论坛和“善行天下的温州人”研讨会，探讨慈善理论、弘扬慈善文化，等等。

　　在此基础上，不仅温州社会涌现出一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崇德向善走在前列、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先进人物，而且温州市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道德建设平台，培育公民文明意识，营造和谐社会下的精神文化家园。近10年来，市政府不仅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的意见》、《温州市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和《温州市文明单位测评体系》等，而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温州特色、彰显时代特征的公民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身边的道德人物”、“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网上行”、“学雷锋•志愿服务”、“做富而好礼温州人”、“寻找温州好人”、“责任文化与公民道德”、“文明礼让与公民道德”、“温州文明•孝敬文化与公民道德”等主题活动，以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温州民营企业思想道德教育大讲坛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同时，精心设计了社区居民道德档案、“道德银行”和“信用温州”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至今已经开展了三届温州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了“感动温州十大年度人物”和“温州市十大爱心人物”等，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培育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温州慈善NGO的有效运作

　　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征的NGO ，在政府的支持下，在促进社会良性互动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各种慈善NGO组织或机构也因此成为当代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温州慈善NGO具有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它们根据救助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形式多样的保障服务，扫除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时的“盲区”。

　　(一)专业化的服务模式

　　慈善NGO的专业化包括能力、价值和支持三方面的专业化，最终实现公信力的目标。温州不断成长的慈善NGO组织之所以选择并实现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于发起人资质的优越，包括强烈的慈善愿望、相关的慈善背景、成熟的资源网络等。如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总会就是由一批具有回报社会之心的企业家创设的一个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则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创建了知名度较高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等。其次在于目标定位的清楚。温州慈善NGO往往都了解社会需求，能找到空白点，起到融通、对接的作用，并足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如温州各医院从自我特色专业出发，准确定位慈善助医。温州医学院的“微笑联盟”和明眸工程、市三医的血友病人救助和康宁医院的精神病人救助都是如此。温州都市报等慈善助学则充分考虑温州外来务工家庭子女的现状，进行新居民子女为中心的“温暖动车”活动等。第三在于核心团队的专业水平。温州慈善NGO所依托的核心团队中的专业人士一般都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且有着广泛的专业资源。如慈善助医队伍中的专业医生、医护人员和心理辅导师、慈善助学中的“爱苗团名师”、健身义工队中的体育教练、绿眼睛公益组织中的环保专家、紧急援助队的专业设备等等。

　　(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

　　受历史惯性的影响，中国现在的慈善事业仍是以政府为主角。当下的温州慈善同样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但恶劣的地理环境、典型的移民社会和发达的民营经济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温州公众较成熟地慈善理解力和认识度，民间慈善意愿明显居高比例。而温州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则为慈善机构通过市场化模式将自身打造成较为专业化、规范化的组织，提供了有效参考。因此，与杭州等更多地依靠政府支持的慈善机构不同(如慈善总会有行政事业单位编制)，温州慈善NGO深谙市场理念，引入市场机制和方法，通过品牌打造、团队建设、独立核算等市场化策略，形成了机构独立性强、慈善营销成熟、资本运作灵活的良性发展局面。温州慈善组织的市场化转型也进一步增强了温州慈善的公信力，凸显了温州慈善的特色，广泛获得了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赞扬。

　　温州慈善NGO的市场化运作的主要做法有：第一，聘请在公益领域有多年工作经验且极具市场与创新意识的“能手”担任管理者，全面主持日常工作。第二，以公开竞聘的方式向社会招募运作团队的部门负责人，组建成一支有素质、有技能、有活力和有梯度的专业化队伍。第三，推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规范化、品牌化的连锁式项目，并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利用媒体效应向社会公众募捐。第四，内部管理采用自收自支的社会团体方式，并建立“薪酬与组织绩效挂钩”、“内部岗位竞聘和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第五，提高理事会成员的“社会化”，既充分利用理事的才智和社会资源以直接促进了慈善组织的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慈善组织的代表性和公信力等。

　　四、温州全媒体的有形宣传

　　温州慈善事业为社会救助和改善民生做出了很大贡献，亦因此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温州慈善事业和温州人善行天下之所以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知名度，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参与、宣传和推动。慈善+媒体=正能量集聚，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全面、深度地报道慈心、善行和好人，使慈善宣传做到了“报纸有文章、电视有图象、广播有声音”，从而有效地普及了慈善意识和弘扬了慈善文化，使温州慈善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

　　(一)立体式的报道

　　从1999年底《温州晚报》策划开展“‘跨世纪的爱’——新千年第一天善举活动”开始，无论是电视、报刊、广告等传统平面媒体，还是视频、网站等新兴现代媒体，媒体都制作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活动载体以广泛地报道温州慈善活动。

　　在温州现代慈善事业起步阶段，温州电视台和温州有线电视台分别开辟《帮助》《关注》专题栏目，定期播放和慈善与社会公德有关的节目。从1998年10月至2012年12月底，《温州日报》、《温州都市报》、《温州晚报》和《温州商报》共计刊发超过7000篇的慈善新闻，温州慈善新闻的发稿量达到全省领先水平。目前，温州的4报1网每周都开辟慈善或公益专版、专栏，每月策划大型慈善活动，这个在全国也都很少见。2007年以来，在温州慈善总会的协作下，温州电视台设立了“爱心温州•慈善在线”专栏和“零距离曙光慈善爱心基金”专栏，温州日报建立了“爱心温州•慈善热线”专刊。温州慈善不仅让温州本土媒体悉数上阵(包括温州报业集团的4报1网，其他各县市的《今日XX》，浙江报业集团下属的《乐清日报》、《瑞安日报》，以及《温州瞭望》、《温州人》、《世界温州人》)，而且《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中央报纸，《工人日报》、《经济日报》、《民营经济报》、《中国财经报》、《中国社会报》、《中华建筑报》、《中华工商时报》等专业报刊，以及善行天下的温州人所在的省市地媒体都曾多次给予关注和报道。本地和全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不仅真实记录下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足迹，而且为温州慈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让全国人民听到了温州慈善“好声音”。

　　(二)全方位的参与

　　媒体作为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推手之一，其角色不只是善行的积极传播者，更是慈善的主动参与者，既构建了一种新型慈善实体——“媒体慈善”，也努力打造“媒体慈善能人”。

　　自2010年10月5日，温州市首个新闻慈善机构——温州市慈善总会雪君工作室分会成立以来，温州媒体持续扩大慈善宣传力度和有益探索慈善新路径。至目前，温州4大主流报纸和温州广播电台均建立了慈善分会并以此开展各具特色的慈善项目，众多记者加入了慈善义工。如雪君工作室分会不仅坚守10年做“慈善大宴”，树立慈善新闻品牌，而且在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中，和市慈善总会联合包机赈灾，成为全国首架运送民间赈灾物资的包机，也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架从温州起飞的货运包机等等。温州媒体做慈善的创举引起了全国媒体同行的报道与关注，也获得了领导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以至2012年起专设“慈善新闻奖”，并有三位媒体人入选“十大慈善大使”。

　　温州四大主流报刊的特色慈善项目

报刊名称	温州日报	温州都市报	温州晚报	温州商报/温州广播电台
主打项目	微笑联盟	明眸工程	慈善大宴	单亲结对
慈善栏目	党报热线	慈善、关注吧	雪君工作室·爱心温州	商报公益
报道周期	每周五	每周二	每周一	每周一
负责人	吴敏	成中	郑雪君	大铭

 

　　实践证明，温州媒体参与慈善，既使媒体成为慈善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为慈善工作提供舆论阵地、创造舆论环境和进行舆论引导，也助推了媒体自身的发展，实现了双赢。

　　五、现代慈善理念的有机运用

　　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富积聚和观念的变革与洗礼，在温州这座富裕的城市里，义与利的天平被重新平衡。从“赚一厘钱也是赚”的商业理念到“捐一元钱也光荣”的慈善情怀，当下的温州人正从商贾自觉转向慈善自觉。他们怀着慈爱之心、平常心态去行善，他们以日常事、开心事来对待慈善，他们想到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回报，他们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为救助者提供服务。“其实做慈善很简单，只要做好身边的事，力所能及地伸出你的手帮人一把。”“慈善不分大小，慈善不求回报，真正的慈善永远是低调，做了千万不要铭记。”等等。这些朴素的慈善理念不仅使温州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慈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感人故事，而且进一步夯实了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的生动局面。

　　(一)温州慈善理念的确立

　　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温州人的慈善观也不断演进与转型，并逐渐形成以温州实际为现实依据、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取向、以共同价值观为思想基础的慈善理念。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既强调人文关怀更注重平等尊重。“慈善行为与施舍不一样，他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帮助。”让被救助者有尊严是现代慈善文化区别与传统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为此，具有务实精神的温州社会不仅提出了“慈善惠人人”的普世价值，更是将“善待他人、关心弱者”的人文情怀升级为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如瑞安新居民管理局的新居民基金会既救助困难的外来民工也充分考虑他们的受助意愿；郑超豪创设的华峰诚志助学基金同样既帮助就学困难学生又维护学生自尊，甚至不公示受助学生名单，以学生自我诚信为保障。其次树立正确幸福观，既以受助对象的身心幸福为上，也同步实现自我幸福感。赠人玫瑰，留有余香。善于经商的温州人不仅深知拼搏奋斗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而且也体悟到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是“既为自己又为社会”，从中实现双赢，又赚钱又快乐。温州政府更是高屋建瓴地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生融合，幸福温州”的发展目标。以此为指导，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将通力合作，让慈善的主客体和谐相处，让热心人士的爱心、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救助体系和困难群体的基本权利相协调，使受助者既获得到物质的享受，也体验精神的愉悦。如微笑联盟通过夏令营活动中的心理辅导，让患者从心理上获得自信，从而使患者在生理与心理共同修复中提升幸福感。

　　(二)温州慈善的价值诉求

　　温州慈善扎根本土、源自民间，却善行天下、惠及大众。之所以如此，除却温州人遍及世界的客观因素，应归结于温州社会对慈善价值的主观追求。

　　首先表现为经济上追求理性财富观和“授人以渔”的精神主张。温州人尤其是温州的企业主参与慈善事业，倡导为富者“仁”的价值取向，把以自己拥有的财富造福于人类看作是人生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小赢凭智、大利靠德，商行天下的温州人把善行天下演绎为新商道灵魂，将商智、商略与商德、商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善行这一“潜规则”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源。同时，崇尚自立自强的温州人在慈善事业中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努力从“输血型”慈善向“造血型”慈善转变，从短期救助向长期扶持转变，为广大受益人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如森马集团的邱光和建立瓯柑扶贫基地，带领全村创业。这种理念不仅有助于降低受助对象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如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减弱)，提高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投资社会(如再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促进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其次表现为对公民意识和社会志愿精神的社会追求。现代慈善就是公民慈善，而慈善事业中的公民意识最突出的就是公民社会责任观。温州社会里的个人行善不仅仅是出于做好事的简单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如20年村支书的责任感让耄耋之年的邓洪如老人养猪30年捐助500万；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责任感让普通老党员的周绍文用退休金坚持捐助10多年。温州的企业同样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公民，不做一味地追求利润的机器，而是树立“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奉献爱心是一种美德”的理念，既创造利润又勇担社会责任。富有爱心和感恩社会已成为温商追求的社会价值。如十大慈善家之一的翁银巧就平实而深刻地说道，“钱赚得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但一定要回报社会，因为我们的钱来自社会”。这种社会责任意识让温州慈善事业从慈善救助升华到社会公益事业，慈爱之心升华为公益意识。慈善事业不仅是捐钱赠物的事业，更是人们奉献志愿服务的行动。志愿精神是一种在自愿的、不计报酬的条件下参与完善社区工作、促进社会进步和推动人类发展的精神。温州的2万多名义工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凭借自己的劳力、智力和爱心，积极投身敬老助学、医疗义诊、大型活动、抢险救灾、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的志愿服务行动中。这种志愿精神唤醒了更多人内心的仁爱和慈善，使更多的人加入义工队伍，付出所余、持之以恒地真心奉献。

　　第四部分温州慈善事业发展的不足之处

　　温州慈善事业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国内部分地方一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的长效协调机制尚待完善

　　全市缺乏有效政策，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缺乏慈善资源信息平台，为公益慈善组织、捐赠者、受助者和志愿者提供综合信息服务，为慈善主客体之间提供爱心救助渠道；缺乏探索利用社会资源和开展慈善实体建设的积极性；目前，温州的慈善总会、统战部、民政局、红十字会、经济促进会等部门机构分工不明确，有些功能重叠，沟通协调不够，多少有一点各自为政的表现。其他机构更是缺乏一个互动沟通的平台，这就需要政府以长效机制来规范、指导和协调好全市慈善工作，推进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慈善组织定位尚不明确

　　现有的规章制度对慈善组织没有明确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慈善组织的发展，造成慈善组织数量明显偏少，发展不平衡，捐助能力弱。我市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慈善超市、捐助站点的数量还是屈指可数。我市最有影响的两个慈善组织——慈善(总)会和红十字(总)会，均存在行政色彩较浓、人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部分具有慈善职能的群团组织也存在在着定位不清、职责不明等类似的问题。

　　三、法规体系尚不完善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慈善公益组织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规依据。1999年国家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仅是规范接受捐赠行为的法律。慈善组织分别有一个登记管理机关和一个业务主管机关，双重负责的行政管理体制带来沉重负担。《社团管理条例》并没有区分慈善公益组织和一般非营利组织，这就难以在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上给予不同的免税待遇。由于慈善捐助程序没有规范，接收慈善捐助的主体很多，特别是救灾募捐，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可乘之机，让他们能够打着慈善爱心的幌子行骗，特别是“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众的捐助热情。由于缺乏安全感，直接导致企业捐赠积极性不高。由于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法规政策，管理缺位，所以捐助活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慈善机构组织机制尚不健全

　　我国慈善机构组织的机制不健全，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社会公众监督缺失，基金会制度缺失，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款物的行为，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而各个民间慈善组织由于起步较晚，自身建设不足，社会影响不大。而政府的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属于典型的官方组织，由其募集资源，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已不太适应，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也比较陌生。

　　第五部分推动温州社会道德建设事业发展的必要选择

　　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将近20年，温州的慈善事业也将迎来15周年，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出台一部真正的慈善法规来为慈善事业指明方向。在此情景下，当前中国和温州的慈善工作尚需摸石头过河的探索，地方政府、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仍需通力合作，以应对新问题新情况。

　　一、发挥地方政府主导作用

　　为了推进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需要政府以长效机制来规范、指导和协调好全市慈善工作。进一步制定有效政策，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并给予参与者精神荣誉和物质回报(包括灵活的税收政策、直接的财政补助等)；建立慈善资源信息平台，为公益慈善组织、捐赠者、受助者和志愿者提供综合信息服务，为慈善主客体之间提供爱心救助渠道；积极探索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慈善实体建设，扩大公益慈善受益面；广泛开展社会协作，帮助慈善组织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要进一步协调好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性质的慈善机构或NGO的关系，以合力共建温州慈善大业；号召国家公职人员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为社会公众树立榜样；积极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提高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为企业和社会公民从事新兴领域的慈善公益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等等。

　　二、培育现代道德理念

　　地方政府、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要继续培育现代道德理念。一是要树立道德利民利国的观念。道德既能增加社会消费总效用和实现社会和谐，又能促进社会发展。二是要树立道德是宝贵资源的观念。在现今社会，不仅财物是稀缺性资源，道德行为也是宝贵的资源，应予以有效利用。三是树立道德是生活必需品的观念。古人有“为善最乐”，消费的效用即“乐”。善行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消费者形成慈善喜好，主动增加慈善消费，可实现慈善消费的经济行为和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四是树立崇尚道德的观念。乐善好施者，无论隐姓埋名还是彰姓显名，都值得社会敬重和褒扬。政府应引导社会公众、大众传媒对道德行为以高度关注，通过道德奖、道德排名榜等方式，宣传道德精神和事迹，激发公众和企业参与道德事业的热情等等。

　　三、优化温州慈善环境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让慈善进入社区，从基层做起，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慈善活动，让本社区的优秀慈善行为和慈善人物广为人知，成为大众的谈资，鼓励每个人在自己身边做慈善，让做慈善变得更加方便。要立足长远，将慈善教育作为公民社会教育的内容纳入公民教育制度，努力用行动教育来推广现代慈善。学校要将公民慈善教育列入实践课，与志愿者行动相结合。要在全社会倡导公正、宽容和包容的慈善文化，激发市民的慈善热情，推动慈善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行为。不断加强社会认同，尊重每个人尤其是受助者的人格和尊严。推广现代慈善文化，将社会主流中的时尚元素融入慈善，让慈善公益活动进入流行文化，成为青年人喜闻乐见的现代公民时尚的生活方式，让社会的各类人群、各层级的公民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和熟悉的慈善方式等等。

　　四、构建温州好人好事弘扬机制

　　加大力度宣传温州的爱心与温州人的善行天下，激发全社会的慈善热情和人们的向善意识，提高社会对慈善的认知，巩固温州慈善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同时能树立温州人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新形象。对温州人善行的宣传，必须始终将公民个人的慈善精神摆在优先的位置，鼓励每个人将慈善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不论其富有还是贫穷，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做慈善，鼓励每一位公民从一点一滴的善事做起，身体力行、平平常常、无声无息。要更多地宣传最能体现温州慈善特色的平民慈善，平民慈善是普通百姓做自己能做的善事，将慈善融入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以至达到生活慈善化的现代慈善之最高境界。同时，要宣传温州人善行天下的独特性和优势性，要宣传好善行天下温州人在传统文化根源上的继承性、在行商和行善遍天下的地域性、在活动操作形式上的务实性。

　　五、健全温州慈善的组织形式

　　遍布世界的温州人可以借助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和世界温州人大会维系乡情，温州人商行天下可以依托各地商会，但善行天下的温州人活动却至今没有一个部门或机构来统一负责。现在，温州的慈善总会、统战、民政、红十字会、经济促进会等部门又都各自牵头做行善之事，捐款单位处于多头状态，用款项目也各司其事。为此，必须尽快组建一个能够统筹温州人善行天下行动的部门或机构，以便统一策划善事，构筑善行平台，统计善心资料，发挥温州人善行天下的群体效应，彰显温州人善行天下的巨大成果。温州人善行天下是散落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民间行为，在善行总机构建立之前，各地商会不仅要鼓励行商的温州人多行善事，还要承担起在外地温州人善行天下活动的组织工作，以确保温商在外行商之事有人做，行善活动有组织管理。

　　六、建设温州道德文化

　　温州人善行天下，温州善举层出不穷，温州慈善事业勃勃生机，“温州慈善模式”业已形成，但对温州的慈善研究却明显滞后。目前，关于温州慈善实践虽有慈善组织机构的工作总结、有政府部门的文件报告、有各级领导的指示讲话，但理论性的研究甚少。面对国内外温州人不断创造出诸多形式的行善平台和做法的现状，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温州慈善研究实为当务之急。理论工作者要及时掌握道德信息，解读道德现象，归纳道德特色，提炼出温州道德的核心内容。专家学者要全面梳理温州道德历史，要充分挖掘出温州传统道德基因，要深入论证温州地域文化、经济结构、社会族群和温州道德的内在关系。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要设立专项课题，发布道德蓝皮书和年度报告，建设温州人善行天下数据库。高校要积极引导师生关注温州道德，要专设道德研究机构，要鼓励教师申报以温州道德为主题的高级别课题和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以推动温州道德研究走向全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亮点等等。

　　课题组组长：徐顺聪

　　副组长：蒋省三、卢达、徐华炳

　　成员：蔡瑞霞、刘芸、林舒舒、冯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