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温州模式”生命力的内在根据

　　奚从清

　　摘 要: “温州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尤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温州模式”的内在根据，即“温州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温州的生动实践；是反映温州特色、温州人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是在艰难曲折进程中成长和壮大的新生事物。

　　关键词:温州模式；生命力；内在根据；生动实践；价值体系；新生事物

　　习近平总书记曾精辟指出：“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正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确。”他提出：“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写出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作示范。”这为我们深入探究“温州模式”生命力增添了理论勇气和力量。

　　温州35年来改革探索的伟大实践，完成“生存命题”正向“发展命题”跨越，这充分表明“温州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温州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尤其以内因为变化的根据，就是说，“温州模式”的生命力是由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内在根据决定的。

　　一、内在根据之一：“温州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温州的生动实践

　　虽然邓小平一生从未到过温州，也从未就温州发展作过指示，但是温州人民对邓小平这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温州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当时温州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0.53亩；交通落后，没有铁路和航空；自然资源贫乏，矿产资源几乎没有；国家投资少，1949年到1978年仅有5.59亿元；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历来比较崇商重利，又较少计划经济桎梏的温州人充分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率先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难能可贵的是，温州人不顾什么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的高压和偏见，凭着自己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创新以及温州人精神的支持和弘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之后，温州人民以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

　　温州人民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个初级阶段是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特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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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奚从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社区学和企业文化。

　　段。而“温州模式”正是在这个特定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必然打上这个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温州模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有一个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逻辑的进程将会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着“温州模式”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富有生命力和最有前途力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坚持和创新“温州模式”是符合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深信，在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温州人民为了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必将始终遵循“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其生命力必将大放光彩！“温州模式”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温州的生动实践，同时也必然会以探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规律、新的业绩和新的经验，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更加显示“温州模式”的时代价值。

　　二、内在根据之二：“温州模式”是反映温州特色、温州人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温州模式”的阶值体系及其内在结构尚未见到论述，谈论较多的是“温州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般地说，体系泛指一定范围内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社会有每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每个事物有每个事物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的总和。价值体系主要阐明那些具有价值的事物何以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主要有：(1)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及其价值关系；(2)价值共识；(3)价值取向；(4)价值中介：(5)价值目标。这对于分析“温州模式”的价值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温州35年来改革探索的伟大实践，为加快构建“温州模式”充分反映温州特色、温州人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夯实了思想基础。概括地说，“温州模式”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种要素而构成的价值体系。

　　马克思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2］笔者就应用马克思提出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及历史的例证的方法来研究“温州模式”的价值体系。现对其构成要素简要分述如下：

　　(一)“温州模式”充分体现温州人民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价值关系

　　一个地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及其价值体系，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地区的人民决定的。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的内在需要是一切外在事物的价值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也是阐述其价值关系的逻辑起点。

　　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发祥地，温州人民是创造“温州模式”的价值主体，温州区域经济是温州人民创造的价值客体。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报告中指出：“温州模式的本质是民本经济；精髓是市场经济；基石是实体经济，条件是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这是目前对“温州模式”的核心内涵最新的科学概括和总结。笔者认为，“温州模式”的核心内涵的四个要义，是建立在温州人民与区域经济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的，从而揭示了温州人民与区域经济之间内在固有的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具体来说：(1)温州是我国著名的“民营之都”。目前在全市经济比重中，民营企业数量占99.5%、工业产值占95.5%、上交税收占80%、外贸出口额占95%、从业人员占93%。民本经济是温州人民按照自己意志并依靠自己力量来创造财富和配置资源的。因此，“温州模式”是民本经济的集中体现，是百姓经济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以民本经济为本质特征的价值属性；(2)温州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温州人民主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整合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由此“温州模式”揭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一个鲜活的示范样本；(3)温州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活跃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一向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走出了一条实业致富的路子，建成“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等36个全国性生产基地，荣获“中国十大品牌之都”称号，使温州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4)温州是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的典型地区。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温州模式”形成的重要条件，而且是政府实行基本方略的价值决策。在政府治理中，坚持人民主体性的价值需求，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施政治理，只要有利于人民需求，只要有利于人民福祉，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事情都要积极作为，这正是坚持人民的价值主体理念的反映，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政府治理活动中的实践。35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温州发展史是一部尊重民意、集中民智、依靠民力、创造民富的奋斗史。

　　(二)“温州模式”充分体现温州区域文化、尤以温州人价值观为重要内容的价值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他把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有机地联系起来的观点，对我们研究“温州模式”，形成价值共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州以“商”闻名，以“文”著称。温州区域文化与“温州模式”有着内在关系。“温州区域文化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合力，这种合力的最终结果是滋长出让世人为之瞩目的‘温州模式’。”［3］温州区域文化是指在温州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具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它渗透于温州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对温州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综合而论，构成温州区域文化体系的要素主要包括：永嘉学派的重商文化、家文化和家族文化、民俗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及民营文化等。它们彼此互联、互动、互补、互促，共同推动着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了的温州经济社会，又转过来推动着温州区域文化的发展。

　　同时，在温州区域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深入研究温州人的价值观十分必要。温州人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群体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积淀的历史发展过程；不是单个个体就能生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群体持续的相互作用的的历史发展过程。温州人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是指温州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逐步形成的以爱国爱乡为基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以富民強市为目标，以创新发展为动力的价值观念体系。具体表现为：艰苦的创业观、唯实的事功观、.统一的义利观、至上的信誉观、严格的质量观、优质的服务观、开放的人才观、互助的社会观、.地道的社会资本观、开拓的创新观等。若将温州人的价值观提升为区域的核心价值观，笔者建议：这个核心的关键词可拟为“争先•诚信•崇善•包容”。这种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不仅为“温州人精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生命力的“温州模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不仅是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温州模式”充分体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的价值取向

　　35年来，温州市委、市政府在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的进程中，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主要是得益于党和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并且强调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显然，这个科学定位为“温州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价值取向起着导向作用。陈一新书记说得好，“温州模式”的政府治理，完全符合中央《决定》关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要求。中央《决定》突出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指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因此，按照中央《决定》要求，坚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打造有限有为有效政府，提升政府治理科学化水平，是温州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四)“温州模式”充分体现温州商会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起着居间联系作用的价值中介

　　笔者认为，价值中介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中起着中介联系的作用。大家知道，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主要靠三大支柱：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是商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温州商会蓬勃发展。截至2013年12月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协(商)会569家，其中市本级行业协(商)会154家。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激增，而且在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上深入研究温州商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价值中介关系，应当首推自2002年起就对温州商会进行系列研究的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和他的团队成员，集中体现在出版的《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等著作中。以前本著作为例，郁建兴教授通过对温州商会的历史考察，指出温州商会特别是行业商会在发展过程中，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并多次指出温州商会在温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起了“协调、监督和桥梁作用”，［4］希望“温州商会真正成为企业的代言人、企业利益的维护者、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沟通者、企业生产的服务者。”［5］这里的“桥梁作用”或“沟通者”正是价值中介作用的突出表现之一。温州商会的发展，已经初显“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自主”发展模式的端倪。这种发展模式为其他地区民间自发型商会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经验，已经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管理层到市场经营层的广泛认可。他不仅揭示了温州商会与“温州模式”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温州商会是“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温州模式”概念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温州商会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特别強调，本书从政治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考察温州商会，把它看作“是对温州模式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拓展和补充”［6］“也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生成确立了实体性架构。”［7］可以这么说，他将温州模式与温州商会、市民社会与温州商会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谓达到了研究的新高度。

　　(五)“温州模式”充分体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导向的价值目标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指引下，温州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温州的生动实践，坚持和发展民营经济，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是为了实现温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导向的价值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价值目标包括总目标与分目标。在这里应当把握几点：第一，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是选择价值目标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价值目标可以分为个人价值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价值目标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温州的改革总目标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温州的生动实践，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温州赶超发展动力，力争在市域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上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由此可知，实现温州的改革总目标，必然要正确处理个人价值目标和社会价值目标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解决好温州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全体温州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第二，战略性与战术性的有机统一，是选择价值目标必须遵循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着“温州模式”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这是从战略上来说的，必须增強对“温州模式”的坚定性和自信心。从战术上来说，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在发展民本经济、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上狠下功夫，特别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下足功夫，使“温州模式”更加接地气，显士气，长志气。第三，地域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是选择价值目标必须遵循的再一个重要原则。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全球制造业高端化竞争趋势日益明显，国內一些地区制造业遭遇了较大压力和挑战，温州实体经济也不例外。这就需要进一步增强温州人的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变“区域人”为“世界人”，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奋起趕超。正如陈一新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温州最受诟病的问题无非是部分民营企业“脱实向虚”，最终引发“局部民间金融风波”。究其根源，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就内因来讲，主要是一些温州人和企业赚到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之后，经不起高回报的投机诱惑，导致不少资金涌入了非实体领域。就外因来讲，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温州发展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温州模式”已经过时，“温州模式”的活力仍在，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仍在，温州的独特优势仍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争论，更不是放弃，而是要坚持和发展。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思路，吸取发展中的教训，纠正发展中的偏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坚持中完善、在创新中提升，“温州模式”完全能够大放异彩，完全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典型样本。对此，我们一定要充满自信。

　　三、内在根据之三：“温州模式”是在艰难曲折进程中成长和壮大的新生事物

　　“温州模式”是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代表民营经济发展方向及其发展规律的新生事物，是符合广大温州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着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事实上，“温州模式”一直是“在外部争议中前进、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那末，如何爱护和支持“温州模式”这一新生事物呢？必须树立以下几个辩证观点：

　　(一)树立领导和群众相统一的辩证观点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温州市委、市政府之所以对“温州模式”及其发展前景充满着信心，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改革进程中充分发挥温州人民的主体作用，遵循客观规律，经过改革探索，终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温州社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可以想见，温州市委、市府领导只要紧紧依靠750多万温州人民、50多万温州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以及300多万新温州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夠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最终实现温州确立的价值目标，即把温州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变为现实。

　　(二)树立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辩证观点

　　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8］实践反复证明，作为改革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新事物的“温州模式”，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的集合体。就其本质而言，“温州模式”不是定格的模式，而是常青的模式、过程的模式；不是一层不变、停滞不前的模式,而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模式。事实上，温州人并没有将温州经济发展初期的特征，如“小商品，大市场”，给它固定化、条框化、僵硬化，而是根据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不断充实“温州模式”的新内涵。可见，研究温州模式的内涵，既要从静态上分析研究，又要从动态上分析研究。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从整体上认识和界定“温州模式”的内涵，从而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观点

　　从认识论来说,“温州模式”涉及到一个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认识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温州人民，认识客体是指温州人民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要正确认识这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必须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善新体制，创建新机制，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否则它就没有生命力。同时，在实践中还要把温州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来，因为“温州模式”是一个延伸性的概念，即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和发展。这就是说，“温州模式”首先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又是区域社会发展模式。有些专家学者从教育、慈善、社区、商会等方面撰写阐述与“温州模式”宻切相关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可知，“温州模式”是指温州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率先运用市场机制，发展民本经济、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实现富民強市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四)树立发展与预测相统一的辩证观点

　　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温州模式”历经严峻考验。这给了温州倒逼性的一个启示,为了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就要把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揭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在诸种因素的影响下的状态及其发展的趋势，提出具有导向性、现实性、前瞻性的对策建议。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必须加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建设研究。在温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门的指导下，精心组织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而且只有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材料，对该指标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预测才是可靠的、有效的。第二，必须加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研究，着力探讨温州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未来发展面临的种种可能、困难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提出各种对策建议。第三，必须加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理论研究。这除了要加强公共政策领域中温州政府决策咨询机制研究，还要着重加强政策理论研究以及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发展温州实体经济、社会保障等政策研究，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

　　最后，笔者引用浙江省省长李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我相信，敢为人先、敢闯敢冒的温州人一定能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闯出一片新天地，赋予温州模式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3］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第2版，第371、255页.

　　［4］［5］［6］［7］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等著：《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58、61、62、42、8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1995年版，第4卷，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