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面对人的内心困局——钟求是先生访谈录

　　2019年4月20日下午，著名温籍作家钟求是做客温州市龙湾区图书馆四楼文化驿站，与文学爱好者就“文学如何面对人的内心困局”进行了对话分享会。钟求是，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主编，一级作家。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

　　会后我对钟求是先生做了访谈。

　　徐洪迪(以下简称徐)：您今天对话的题目叫“文学如何面对人的内心困局”，我听了颇有感悟和启发。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你要强调文学要去探究人的内心困境？

　　钟求是(以下简称钟)：去面对人的内心困局，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还在快速奔跑，既然是奔跑，总会显得气喘吁吁，也会产生不少累人身心的东西，譬如环境、食品、房子、教育、医疗，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人情淡漠。这些东西折射到人的内心，就会造成一个个困局。

　　表层的热闹的社会景象，现在有许多艺术形式兴高采烈地去表达。而相对于其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的长处恰恰是挖掘内心，尤其是挖掘内心困境中的矛盾和勇敢。我的意思是说，面对社会问题和由此带来的精神困境，真正的作家不应该轻易绕过去，而一定要近身靠上去，与难题短兵相见，进而表达这个世界的丑陋和高尚，阴影和光芒，受困和希望。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变得宽广的理由。

　　徐：在当今社会，人们大多数是通过电子媒介接触信息的，更多的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和阅读，您对此怎么看？应如何引导经典阅读？

　　钟：现在去看中国阅读排行榜，排在前十位的是玄幻、盗墓、穿越等内容的网络小说。再加上手机的快捷阅读，人们坐在台灯前安静阅读经典作品的耐心正慢慢丢失。阅读的碎片化和娱乐化，已经到了大范围的沦陷阶段。十年二十年这么的读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真的会渐渐缺钙和失智。

　　但担心的同时我也不失期望。目前因为社会生活节奏的快速，人们内心浮躁而且疲累，就愿意看一些很浅显的东西，从中获得身体上的轻松。过了这个经济奔跑阶段，社会行进总归会变得匀速，人们在物质占有相对满足之后，也会乐意慢下来，去过那种静淡的日子，这时候大家也许愿意拿起书，安闲的去看一些经典作品。我想说，人的生命跨度并不太长，选择去阅读精华作品，获取到各种各样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悟，对你一生是很划算的。

　　徐：您的长篇小说《零年代》没有走传统的路数，尤其在艺术上做了有益的探索，秉持艺术创作的理念，精心设计，采用葫芦型，或者马鞍型、哑铃型、褡裢型的方式结构文本，显得精巧别致。这样的探索对提升小说的审美高度起到了哪些作用？

　　钟：确实，长篇小说的结构很重要，一个好的长篇小说需要一个好的结构来支撑。《零年代》小说写的是城乡之间的角力，或者说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伤痛在人身上的一种投射。男女主人公在城市生活打拼了较长时间，后来由于各自的遭遇，就逃离城市来到一个小村。我写村子带点儿自己的向往，制造了乌托邦似的生活场景。可是在村子里，他们生养了几个孩子，很快就遇到孩子上学教育的问题，所以不得不重返城市，再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只是现实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又遭遇新的生存困境。小说从结构上说，是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城市，这也呈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不断的矛盾和纠缠。

　　徐：有人说，鲁迅《故乡》和莫言的《等待摩西》，是一个世纪的精神还乡。叙述手法上，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所讲的都是“我”回故乡之后的见闻。我看《昆城记》是否也是您对鲁迅的一个遥远的致敬？

　　钟：故乡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想象的出发地。这些年我写了不少以昆城为背景的小镇小说，去年把这批小说汇成一个集子，取名《昆城记》。刚才你说这是对鲁迅的一个遥远的致敬，我很乐意这么定位；同时这当然更是对故乡的一个致敬。很多时候，小时候的样子就是故乡。我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写到小镇，就会想象成昆城。这时，我的内心常有一种踏上回故乡之路的感觉。

　　我现在还经常回昆阳看看，我觉得不能让故乡的气息断掉。故乡的概念是延续的，从过去走到现在，再走往将来。一个小镇的历史演义和当下生长，能折射出中国社会行进中的变化。所以，我始终会把这个小镇作为写作的一个策源地，跟踪观察，再思考创作。

　　徐：文学创作的“边缘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您的小说也非常关注“边缘人”，背尸工、酒徒、聋哑人、残废卧床者、同性恋者、乳房切除者等等。生活中处于边缘的人，遭遇和经历的事件不一样，内心困惑也不一样。您是如何特意去捕捉的？能再说两个搜集创作素材的故事？怎样对人物内心的深度挖掘？

　　钟：在社会生活里，站在中心位置的那些人，总是很光鲜很自在的，但面目又是很相似的；而站在边缘的那些人，因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历会更加独特，内心色调也各不一样。把目光对准他们，对作家来说就更有意思，从这些人身上切进去，反而能捕捉到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世态。

　　其实我写边缘人，也不是特意的去瞄准这个群体，许多时候是随缘的。譬如我写过一个同性恋中篇小说《右岸》，其缘起是我有一个忠实的女读者，在一次吃饭聊天时说自己是个女同，我有点吃惊和好奇，随后就去了解她观察她，再结合自己的角度和想法，写出了女同人群的一种生活状态。又譬如说，我发过一个短篇《星期二咖啡馆》，写两位失独老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内心的困境。在生活中，我数次见证过同学朋友的此种痛苦，他们的孩子因为情爱或者抑郁跳楼自杀。我的小说构思到达这里时，自然会想起他们。在这个小说中，儿子眼角膜植入另一个女孩的眼睛，两个老人希望从女孩眼眸里看到自己孩子的影子，从中找到安慰。

　　怎么对人物的内心进行深度挖掘，这是个体量很大的话题。如果硬是用简单几句话来说，我想主要跟作家的思想高度和敏锐度有关。你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有了一定的敏锐度，才能对人物内心进行有深度的捕捉。人的内心有许多隐蔽的房间，作家的一个本事就是去找到并打开它们。

　　徐：您的短篇小说《练夜》、中篇小说《两个人的电影》。写的都是“人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练夜》打开一个瞎子一直被隐藏、被误解的欲望。《两个人的电影》写一份平淡的情义与约定。把握一个度，写出了普通人卑微而真实的欲望，彰显人类生命价值之善，写得诗意唯美，这样的技巧处理，境界全出，达到一个高度，这是跟一个作家追索当代精神生活的诗意情怀有关吗？

　　钟：现在不少评论家和读者点评我的小说时，时常提到一个词“诗性”。他们觉得我的小说一方面是厚实的甚至是残酷的，同时也是唯美的，有轻灵的诗性东西。

　　首先，我自认为对语言比较讲究。文字是作品的面目，文字美了舒服了，就容易产生一种好看的有诗意的感觉。其次，是把握作品中的轻和重，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位有经验的作家，应该能把故事和人物写得很扎实、很接地气，但写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把这个“重”转化为一种“轻”，“重”中出“轻”，让小说扬起来，最后飞离地面。好的小说，不能老在地面上爬行，也不能在很高的空中虚飘，而应该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种轻度的飞翔感觉。这个时候，你的小说就会有所升华，从精神层面上往上走，继而产生诗性的感觉。

　　分享会由诗人壬阁主持，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程绍国、龙湾区文广新局副局长陈佐、诗人翁美玲等嘉宾与60多位龙湾区文学爱好者一起聆听和感受，收获了一份美妙与深刻。徐洪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