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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走出的考古巨擘

发布时间:2023年05月04日 来源:

  “下午3时许已近温州,站在船尾眺望,江心孤屿已可见了,虽然天空是沉闷的铅灰色,但是故乡近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这是夏鼐先生所述20世纪40年代瓯江畔的温州。夏鼐住在仓桥街,也就是现在的夏鼐故居,离朔门很近,直线距离不到900米。

  彼时新中国考古奠基人即将踏上的朔门港码头,在81年后入选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温州结出的考古硕果、温州走出的考古巨擘,时间与空间交错,历史的奇妙,往往就在不经意间的偶然。

  在夏鼐先生诞辰113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重温下夏老都给我们留下哪些精神财富?

  一

  先从考古人安身立命的本事——田野发掘技术讲起。夏鼐的发掘技术究竟有多出众?我们来举个例子:

  1950年,夏鼐履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一个星期后,就率领第一支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示范性发掘。

  发掘期间实际开工114天,取得了许多学术收获。而夏鼐亲手发掘的战国车马坑,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连降大雪的数九寒天里,滴水成冰,冻土如石。坑内发现的19辆古代木车,早已是腐朽成灰。之前,殷墟侯家庄、浚县辛村、宝鸡斗鸡台等地的发掘中,也都遇到过车马坑,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夏鼐采取了灌注石膏的方法,一连工作二十多天,终于将古代木车痕迹完整地揭露出来,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进步,也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大幕。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各地陆续发掘了许多车马坑,商周车制及其演变得到进一步明确。其中,夏鼐的开创性贡献应当是功不可没的。

  建国初期,文化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在1952年至1955年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直接参与课程策划,并连年亲自讲授最重要的基础课“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

  “顶流”的加盟、高规格的配置,这四期训练班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学员达300多名,可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田野考古人员,基本都是直接领受过先生教诲的弟子。而今天活跃在中国考古界的人,或是学生、或为学生的学生。

  即便是现今的中国田野考古发掘规范,也大多脱胎于夏鼐亲身试验后撰写的《田野考古方法》。

  这位学界泰斗,生前荣获了七个国家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其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更是获校方特许免予答辩通过,即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被公认为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中国“埃及学之父”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二

  再来说说距离温州不远的良渚。

  1975年,良渚村民康烈华给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写了封信,信上说良渚镇后杨村可能埋藏有良渚遗址。夏鼐还专门写了回信鼓励指导。

  良渚村民为何要给夏鼐写信呢?而对于一封民间来信,夏鼐为何又如此重视呢?

  正是缘于,夏鼐在1959年为良渚文化颁发了属于它自己的“身份证”。在那个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天下的年代,良渚自1936年发现时就一直被误认为是龙山文化的一支。195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这一说法,将其与龙山文化彻底区分。

  那一时期,“良渚文化”虽然已被正式提出,但人们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认知,并还没有改变。

  直到碳-14同位素测定技术的出现。夏鼐几经波折找来仇士华夫妇,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碳十四断代实验室,也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新局面。

  到了七十年代,通过碳-14测年技术,“良渚文化”的年代比较准确地肯定了下来。根据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碳-14含量的测定,也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

  1983年,夏鼐发表了6次公开演讲,其中在日本大阪的一次,讲演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次从考古学上提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20余年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在学界看来,中国考古界对文明起源研究真正的发端正是在夏鼐发表演讲的1983年。

  三

  中国知识分子天然抱有浓烈而持久的家国情怀。

  在英国留学期间,夏鼐广泛涉猎,除了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外,在绘图、测量、文物修复等方面也是无一不精。夏鼐之所以如饥似渴学习知识,除了不甘人后的倔强,更主要的驱动力是对当时国内考古工作的不满以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馆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这在《夏鼐日记》1936年1月15日的记录中可见一斑。当时,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已经有十来年。

  而后在1945年的西北考察中,夏鼐在齐家坪等遗址发掘中找到了关键的地层学证据,一举推翻了安特生的结论。

  于故乡,夏鼐的情感同样绵长而深厚,他曾撰文提到:“我对于故乡的思慕之情,反而常常因为离乡越长久、越辽远而越发强烈。”

  当1984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城市的消息传来,他欣然赋诗抒怀:“故园自有好河山,羁旅他乡两鬓斑。昨夜梦中游雁荡,醒来犹觉水潺潺。”

  工作之余,夏鼐常在北京玻璃厂一带搜集温州乡邦文献,至今温州图书馆珍藏夏鼐先生从北京寄赠的晚清驻温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夫妇写的两本英文原版书,其中蕴藏着大量珍贵的温州史料。

  1956年10月回乡期间,夏鼐为温州文管会鉴定了一批文物,并将自己收藏的百余枚汉代至清代古钱币及《温州先哲著述见存书目》手书捐赠给温州文管会。

  作为温州人的他,还对元代温州人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做了校勘和注释,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从“手铲释天书”到“慧眼览古幽”,从推翻“中华文明西来说”到为“良渚文化”正名、为文物保护保驾护航,我们都得以窥见夏老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扎根大地的赤子之心。

  夏鼐先生旧照图源:温州三十六坊1982年10月13日,“至朔门公安码头过江至江心寺,已十八年未来此,孤屿仍媚中心。”那年,夏鼐最后一次回温州,在朔门登船。时间无情终结了夏老对考古学的探索,但他也永远在影响着每一代考古人。今天,我们致力于推进中华文明探源,推进考古工作的全面健康发展,同样不能忘记夏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