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综合与分工合作 ——温州历史文化漫谈系列之三

　　钱志熙

　　“温州历史文化”是我们现在概括出来一个概念，它所相对的是一个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的事实。相当于是温州地方史、温州文化史这样两个概念的结合。我们现在编纂《温州大典》这样大型的文献，就是以“温州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对象来运作的。

　　温州的学术界以前也提出过“温州学”这样的概念，同仁们对它有过许多论证。温州大学温州学研究院还编了一本《温州学二十年》的论文集。“温州学”和“温州历史文化研究”有所不同，“温州学”是将温州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除了重视温州的历史文化之外，还重视现实中的、正在发展着温州。但是在温州学中，温州的历史文化仍是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是“温州历史文化研究”，还是“温州学”，我认为都是一种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研究。它的主题就是温州，温州的历史与文化，温州当代的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许多方面。它们以“温州”这样主题贯穿与统一在一起。

　　这样的研究，与传统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有什么不同呢？与传统比如历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整理等等有什么不同呢？可以说大体是相同的，但又有所不同的。相同的是“温州历史文化研究”或“温州学”所运用的仍是多学科及学科综合的方法，仍然要符合学科与学术的规范。比如说，我们目前在做的较大规模的温州历史文献的整理，所运用的当然是当今发达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也要符合文献学的学术规范，因此这项工作中，我们要提高文献整理的水平，做出高质量的文献整理成果。又比如说，像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玄觉大师的《永嘉证道歌》、南戏、永嘉学派、永嘉诗派、永嘉画派、永嘉医派、永嘉琴派等温州文化史专题的研究，它们仍然属于各自的文学史、佛学史、戏剧史、经学史、绘画史、医学史、音乐史等领域，都要以各自的学科与学术分野为基本的依靠，符合其各自规划，不能简单地从其原本所属的学科中割离出来。从这一点来讲，所谓温州历史文化研究、温州学，就是一种的多学科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与传统的、或说一般的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也属于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这些多学科、多课题的研究，是贯穿着“温州的历史文化”、“温州的当代发展”、“温州人”这样一些共同的宗旨的。说白了，这是一种以地域为单元的研究。传统的研究，当然也会注意研究对象的地域性，比如我们的文学史与哲学史，在介绍哲学家与文学家时，都会写出他籍贯或出生地，也都会叙述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地域从事创作与活动的情况。但从地域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限的，并且是不系统、也不够深入的。地域文化研究则从文献与文化上都加强地域性，可以说是一种更自觉地关注地域这一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在“温州历史文化”、乃至于“温州学”这样的概念引导下进行上述的研究，它们就具有一种新宗旨、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一方面是缩小了、集中了，比如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缩小、集中到温州文学史的研究。甚至缩小到更小某个课题、某个人物的研究上，以补充整体的文学史的不足。比如我们想要了解温州古代的文学，我们去打开现有的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甚至各种分期、分体、分主题的文学史专著(比如“中国山水诗史”)，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有关温州的内容，是很有限，并且是不成系统，远远满足不了我们想要了解温州古代文学史、文学家的需要。我们如果认认真真地写一部温州文学史，温州古代的许多作家与作品都会进入我们视野，我们甚至能发现在温州地域内部的一些文学发展的脉络。这些发现，有时甚至会补充、纠正整体文学史的一些看法。所以说，在温州学研究这样的宗旨下，研究对象的范围既是缩小了，又是深化了，扩大了。当然，如果我们写一部温州文学史，仍然是将它作为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不是将其与整体文学史割离，而是强调它的有机联系。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罗列一下古代温州的作品、作家，既不能充分阐释其与地域文化的深层关系，又没有将温州的文学史很好地放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整体中认识、把握。那么，这种冠以温州主题的文学史，或者冠以其他名目的各种史、各种专题研究，它的学术品质就不会很高。这也是我之所以说，“温州历史文化研究”或“温州学”是一种贯穿温州这样一个宗旨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的意思所在。

　　从研究者的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它还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群与学者群体。从事于文学、哲学、经济、文艺、考古、民俗、人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在这个“温州历史文化”、“温州学”这样的新的综合里相互交换成果、相互关注，使学术界一直提倡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成为一种可能。这在传统的文史研究中，也是难以完全做到。所以我们又提了一个概念，叫作分工合作。

　　当然，今天讲温州历史文化，也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来理解，仅仅重视它的学术意义，也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温州历史文化不仅仅只是历史，而是与现实有直接联系。就如我们说自己是“温州人”，决不仅仅只有籍贯的意思，而是承认我们身上体现了温州的许多内容。这些内容有好多就是与我们所说的温州历史文化紧密地联系着。我们与外地的人交谈，或者对一些外地的事情、现象的认识时，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温州人一些东西。甚至可以说，我们身上可能存在着一些属于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可以称为“温州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东西呢？这个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从我接触到外地及外地人对我们温州的谈论与认识，也可以感觉到外地人是把温州这个地方、温州的人作为一种地域的单元、人群的单元来理解。当然，这些都是相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走遍天下，温州的经济及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温州模式”影响全国乃至世界。这使谈说、认识温州，不仅是温州和温州人的事，也是温州与温州人之外的事情。所以，“温州人性格”、“温州人处事特点”、“温州人思维方式”这样一些事实，应该是成立的。而这些事实，又不是当下的、孤立的，而是与温州的历史文化、温州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提一种简单的直觉体验，我们都承认自己是与祖先有联系的，那么我们的一代代祖先，他们就曾经生活在温州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这样，即使只出于寻根问祖的需要，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温州的历史与文化。今天的温州的各种生活方式与文明，来自历史。许多温州东西，从语言到具体的事物、器物，都可以追溯它的历史。

　　我们在文学作品与各种历史文献中会发现一些温州元素或事物，会感到十分高兴。引起研究的兴趣。举一个小例子，比如翁卷有一首《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还是一首《山雨》：“一夜满林星月白，且无云气亦无雷。平明忽见溪流急，知是他山落雨来。”在我会说话时，就会说“落雨”，到田里干活时，也常说“插田”。但现在知道，宋朝温州人就这样说了。在这里，我们就感觉到一种历史文化了。“插田”、“落雨”这样的词，可能是其他吴语区也使用。但是把语音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可以断定是一种纯粹的温州话了。当然，这首诗写得好，并非只是因为它里面温州元素起作用。它的前面几句，都很典雅，是美的诗词共有；但“插田”、“落雨”这样的词，却具有一种温州话、或者说吴语的因素，他的美感，相信懂温州话的人更能体会到。戏曲里温州方言更多了，比如《荆钗记》第九出“做亲”，第十四出“新亲”，第十五出“贤会”，第三十四出以“喜信”与“死信”谐音，第四十七出“火速走归”等等。宋元话本中也有一些温州话。当然，这些都还需要研究。

　　上面我们讲温州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我们的研究所重视，也可以说是我们研究温州历史的一种方法与目的。但是我们研究温州历史，决不只局限在这一点上。我们研究温州历史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个传统，就是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明。温州的历史文化，是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从中华文化的传统上产生、发展出来。我再拿刚才举的翁卷这两首诗来说吧，它不同于一般民间歌谣的基本性质，是属于文人创作的诗歌，而中国古代的文人诗，是一个完整的传统，所以对这样两首诗的认识，当然不能只看到他里面的温州话词汇。

　　我想，我们研究温州历史文化的任何一个问题、一个课题，都应该同时重视这两方面，一是研究出温州历史文化独特性，一是将温州地域文化放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整个传统中来理解、把握。不然的话，就做不深，走不远。比如永嘉四灵、南戏、永嘉学派，它们都是整体的艺术史、文学史的一部分，你如果只强调只把它们作为温州历史中的事物来理解，来把握，你就不可能把它们研究好，也不能真正完成“温州历史文化研究”这样一个目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