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彰显传统道德价值 助力“大爱温州”建设

　　温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孕育道德的沃土。南宋名臣张九成曾言：“道德之乡，贤哲相踵，前辈虽往，风流犹存。”进一步彰显温州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不仅要解决认知的问题，更要学习把握其内涵和精髓，比如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传播途径、约束机制等，推动传统道德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焕发生机，从而为当代温州“大爱城市、诚信社会、道德高地”城市品牌注入更为厚重的历史基因。

　　创新拓展传统道德内涵锤炼温州文化精神印记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不断前行，根本原因在于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给养，尤其是贯穿其中的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持，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温州人的灵魂，抛弃这个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温州人的精神命脉。在强调继承和弘扬温州传统道德文化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部分道德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难免具有时代局限性，与当下社会的主流价值相冲突。

　　因此，进一步彰显温州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必须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事实上，温州传统道德文化延绵发展两千年而不中断，就在于它的内涵和外延总是不断创新拓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新时代的温州社会的特点和要求，围绕当前温州人的现实道德需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但表现形式相对陈旧的道德元素，要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培育时代新人的新要求，将温州的传统道德与主流文化、核心价值相融相通，进而赋予温州文化别具一格的精神印记。

　　借鉴传统道德宣教路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在“法不下乡”的年代，道德是基层社会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式。就其教化手段而言，往往是“沐之以春风、润之以细雨”，从而达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效果。一方面，宣传形式高度生活化。古代温州主要通过家风家训、戏曲童谣传播道德，道德并没有将自己束之高堂，而是与百姓生活无缝对接。当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要适应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接受习惯的新特点，像创作瓯剧《兰小草》、传唱歌曲《最美在温州》、拍摄电影《最美的承诺》《李学生》一样，更多地运用文学、美术、影视、舞台艺术等手段传播道德文化，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起来，使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道德榜样高度生活化。古代社会除将极少数道德榜样神化外，更多的是依靠乡贤，彰显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比如，温州民间抗倭的重要地标—永昌堡就是由明代王叔果、王叔杲兄弟带领族人筹资建成；清末民初，温州市区很多善举都由原福州知府吕渭英出面主持，陈黻宸曾言:“温州之事非吕公不可”。当前，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人物，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激励更多的人效仿学习。现在，遍布温州城乡的3344个民间道德奖，就有不少是村居的能人志士设立，形成“好人设奖奖好人”的良好风尚。

　　发挥传统道德制度优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由于历史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温州传统道德实践没有完全依赖个人自觉，而更多地体现出“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如清代鹿城人陈遇春设立的文成会，众人捐钱，集资生息，以利息助本地考生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集资生息，文成会等慈善组织在资金的支出、使用、管理上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规章制度，“文成会”由此在温州运行延续百年。明清时期，温州民间设立的“义仓”往往也会选出董事、经理、出纳等予以管理。制度化能够将道德由“虚”转“实”，把“精神约束”变为“制度约束”，从而使道德践行者获得更为可靠的“社会保障”。

　　也应看到，随着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道德的制度化一度被忽视，而更多地倡导依靠情感来维系道德，从而在一些制度的真空地带出现了“道德滑坡”。彰显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有必要借鉴弘扬温州传统道德的制度优势。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2018年出台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一些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范制度化，增强民间道德行为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推进温州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法治”“德治”和“自治”的融合。

　　南阁 王伟 富汉峰 徐明育 沈海青作者系温州市委党校2019年第一期中青班学员